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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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کال:
2015
خپرندویه اداره: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ژبه:
chinese
فایل:
کاپی کول (mobi, 106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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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生梦 / (英) 杜穆里埃著 ; 姜秋霞译.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511-2472-0

Ⅰ. 浮… Ⅱ.①杜… ②姜… Ⅲ. 长篇小说-英国-

现代 Ⅳ.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3437号





MY COUSIN RACHEL by DAPHNE DU MAURIER

Copyright: © 1951, Daphne du Mauri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5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3-2015-047





书  名:浮生梦

著  者:【英】达芙妮·杜穆里埃

译  者:姜秋霞

责任编辑:李 爽

特约编辑:王予润 江培芳

责任校对:杨丽英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0311-88643225

印  刷: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90×1270 1/32

印  张:11.5

字  数:253千字

版  次: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11-2472-0

定  价:3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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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通常是在大十字路口执行绞刑。

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事了。要是有谁杀了人,先是在阿西西兹接受公正的审判,然后在波得敏接受惩罚。如果法律宣判他有罪,他在受到自己的良心折磨之前就会被处死。这样的结局比较好,就像做了一次外科手术,死后被体面地埋掉,有个坟,但无名无姓。我小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小时候见过的情景,一个人全身带着镣铐被绞死在十字路口,脸上、身上涂满了防腐的焦油,看上去黑乎乎一片。他被吊了整整五个星期才被放下来,我是在第四个星期看到那个场面的。

他就那样被吊在绞架上,在天与地之间荡来荡去,或者用我堂兄安布鲁斯的话说,在天堂与地狱之间荡来荡去。天堂,他永远无法到达;地狱,他也已经进不去了。安布鲁斯用棍子戳那具尸体,当时的情景现在仍历历在目。尸体挂在一个锈迹斑斑的旋轴上,像个风标一样,在风中摇摆,看上去很像一个可怜的稻草人,然而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的尸体虽还完好,但身上的裤子已因长时间的风吹雨淋而破烂不堪,布条像烂纸片一样挂在肿胀的四肢上。

那时正值冬天,不知哪个过路的人寻开心,在尸体的破烂上衣上插了一枝冬青以示祝贺。无论如何,对于七岁的我来说,这简直是极端的暴行,不过我一声没吭。安布鲁斯一定是有意带我去看的,大概是想衡量一下我的勇气,看看我是会一见尸体就跑掉,还是会哈哈大笑,或者哇哇大哭。他是我的监护人,像我的父亲,我的兄长,我的顾问,可以说是我的整个世界,他总是不断地考验我。记得当时我们绕着绞架、转着圈地看那具尸体,安布鲁斯不时地用棍子戳戳这,戳戳那,然后停下来点上烟斗,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你看到了,菲利普,”他说,“这就是我们所有人最终的结局,有的人死在战场,有的人死在床上,各人命运不同,但都难免一死,你不可能太早懂得这些道理。但这是犯罪的下场,它对你、对我都是一种警告,告诉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节制地生活。”我们并排站在那儿,看着尸体在空中摇摆,仿佛是在波得敏市场逛街,那具尸体是老萨利让人掷果子的标靶。“这就是一时冲动带来的后果,”安布鲁斯又说道,“他叫汤姆・吉克恩,很老实、很木讷的一个人,就是有时太贪杯。他老婆的确爱骂人,可他也没理由杀她,如果女人多唠叨几句就该杀的话,那所有的男人都得变成杀人犯了。”

我不愿他提到那个人的名字。在此之前,那只是一个没有身份也没有生命的东西,我会梦到他,但那只是一种僵死的、恐怖的东西。从我看到绞架的第一眼起,我就清楚这一点,而现在它却; 和现实联系起来了,使我不由得想到了那个眼角湿乎乎的男人,总是在城里码头上卖龙虾。夏季,他就站在台阶上,篮子搁在身旁。他经常把龙虾放出来到处乱爬,逗得孩子们笑个不停。就在不久前,我还见过他。

“嗨,”安布鲁斯望着我的脸问,“你感觉如何?”

我耸了耸肩,踢了一下绞架的底座。我绝不会让安布鲁斯知道我心里的真实感觉,我不能让他知道我感觉很恐怖,甚至觉得恶心,那样他就会鄙视我。在我狭小的世界里,二十七岁的他简直就是万物之灵,就像神一样,我此生所有的奋斗目标就是学他的样。

“我上次见到汤姆时,他容光焕发,”我回答说,“可他现在这副样子,喂他那些龙虾都嫌不够新鲜。”

安布鲁斯失声大笑,揪了揪我的耳朵说:“这才是我喜欢的小子,说话的口气俨然是个十足的哲学家。”说完这话,他突然像是觉察到了什么似的说,“如果你觉得恶心,就到那边的篱笆后面去吐,我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他转身离开绞架和十字路口,沿着那条他当时正修建的新大道走去,这是一条备用大道,穿过树林,直通家门。看到他离开,我真高兴,因为我已来不及跑到篱笆后面去了。事后,我觉得舒服了许多,只是牙齿打战,感到有些冷。这会儿,汤姆・吉克恩在我眼里又变得什么都不是了,没有身份,没有生命,像一只破旧的袋子一样。我甚至拾了块石头朝它扔过去,然后大着胆子想看那尸体的摆动,可什么动静也没有,石头打在湿答答的衣服上只发出“噗”的一声,就滑落到地上。想想觉得自己的举动很无聊,于是我就朝着新大道去追安布鲁斯。

这一切已是十八年前的事了,那以后我几乎再没想起过,直到最近几天,在一些特殊的时刻,我的思绪常常会飞回童年时代,不时想起可怜的汤姆,回忆起他带着镣铐吊着的情景。我从没听人说起过他的事,现在也没什么人能记得他了。我只是从安布鲁斯那里知道,他杀了自己的老婆。我知道的就这么多。她爱喋喋不休地骂人,但罪不至死。大概是他嗜酒成性,在一次酒后把她杀了,但究竟怎样杀的,用的是什么凶器,用刀子捅死的,还是赤手空拳打死的?也许在那样一个冬天的夜晚,汤姆摇摇晃晃出了码头上的酒屋,心里燃烧着爱与火,汹涌的潮水阵阵拍打着石阶,月亮是那样的圆,月光洒满整个水面,谁能知道他那不平静的心里当时有着什么样雄心勃勃的梦想,或是什么样突然涌现的奇思怪想呢?

他或许是摸索着回到教堂后面的那座农舍,大概脸色苍白,醉眼蒙胧,满身散发着龙虾的腥味,他老婆见他一双湿脚进了门,当即破口大骂,一下子打破了他的梦想。于是他就把她杀了。经过很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如果真像有人给我们讲的那样,人死后还能复生,那我一定要找到可怜的汤姆问问他,然后和他一起在炼狱中痛苦地梦想。不过他是个六十来岁的老人,而我才二十五岁,我们俩的梦想完全不同。还是回到你的阴影里去吧,汤姆,给我一些宁静,绞架已经远去,你也已远去。我只是非常幼稚,不懂事,才朝你扔了石块,饶恕我吧。

关键在于,生命仍在继续,日子还得过下去,但怎么样生活却是个问题。日复一日的工作并不困难,我会像安布鲁斯以前那样当上治安理事,然后有一天也会参与郡议会,继续受到人们的敬重,像家族中所有的祖先一样。勤勤恳恳耕耘自己的土地,尽心尽力关心别人。没有人会想到我的肩上扛着什么样的沉重负担,也不会有人知道我每日里疑虑重重,总问自己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瑞秋有罪还是无罪?或许我只能在炼狱里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

我在轻声念叨她的时候,她的名字听起来是那样的柔和悦耳,久久滞留在唇间,挥之不去,像毒品一样缓缓地、执著地渗透进体内,从舌头滑到干裂的双唇,再从双唇移到心脏,心脏控制了躯体,也控制了大脑。有朝一日,我能摆脱掉它吗?四十年以后,还是五十年以后?或者某种缠绕于脑际的痕迹还会久久徘徊不去?还是流动的血液里某个小细胞不能和其他同伴一起顺利到达心脏?也许,等一切都说了,一切都做了,我也就不再想解脱了。但现在还说不清。

我还拥有房屋,这是安布鲁斯要我好好珍爱的东西,我会把泛潮的墙壁重新粉刷一下,让一切都保存得完好无损,继续植树种草,给东风呼啸的秃山披上绿装。这样,在我离去的时候至少可以留下一些美的遗产。然而一个孤独的人是不正常的。先是感到迷茫与困惑,接下来是胡思乱想,最后便进入一种疯狂的状态。于是我的思想又回到汤姆・吉克恩身上,看到他带着镣铐吊在那儿,想象着他可能会觉得很痛。

安布鲁斯,那个十八年前大步走在大道上的他,是我所效仿的人,我现在身上穿的夹克大概就是他曾经穿过的,就是这件肘部贴着两块皮子有些陈旧的绿色猎装。我变得如此像他,简直就是他的阴魂。我的眼睛就是他的眼睛,我的相貌就是他的相貌。那个对自己的狗打个呼哨转身离开十字路口和绞架的男人,简直就是我本人。这,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和他一样,有他的个头,有他的肩膀,有他弯腰的姿势,甚至也能有他那样的长臂和显得挺笨拙的双手,他那突然的一笑,还有他在和陌生人第一次见面时的羞赧,以及像他一样厌烦喧嚣与热闹的场面。他在下人和爱戴他的人面前所显出的那份从容潇洒的举止——人们恭维我说,我也有。在能力方面,也是那样相似。都只是个空壳,结果我们遭遇了同样的失败。最近我时常在想,他死的时候,心是否被疑虑和恐惧所笼罩,备受折磨,在那个我不能到达的可恶的别墅里深深感到被遗弃的孤独。他的灵魂是否已离开躯体,找到我,附在我身上,这样他就可以在我身上重活一次,重复原来的错误,又患同样的病,然后再死去一次。很可能是这样的。我以和他相像而洋洋自得,这反而是置我于死地的地方。正由于和他一样,我也遭受了失败。如果我是另外一种人,机灵敏捷,口齿伶俐,又有经商的头脑,那么过去的一年就是另外十二个月的样子了。我会一心向往过一种快乐安逸的生活,很可能会结婚,组成一个年轻的家庭。

然而,我根本不是这种人,安布鲁斯也不是。我们只是梦想者,我们俩都是,不切实际,矜持内向,充满从不加以证实的理论,世界清醒,而我沉醉。我们渴求激情,然而羞怯的天性压抑着冲动。直到心灵被触动时,才觉得天国的大门已为我们打开,感到我们拥有宇宙间所有的财富。如果我们是另外一种人,我们俩就都能获得新生。瑞秋还会来这里,待上一夜两夜,然后再自行其事。我们还可以讨论一些正经问题,并作一些妥善安排。然后律师们在桌旁围坐一圈,正式宣读遗嘱。我呢,只要稍微总结一下大家的看法,每年给她一笔生活费,就可以打发她了。

但事情的结果并不是这样,因为别人看我像安布鲁斯;事情并不是这样,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像安布鲁斯。她到的第一个晚上,我来到她的房间,敲敲门就走了进去。门框很低,我微微低着头站在门里,她坐在靠窗的一把椅子上。这时她站起来看着我,当时我就应该从她的眼神里明白,她看到的不是我,而是安布鲁斯,不是菲利普,而是个影子。她当时应该走掉,整理好箱子就离开,回到属于她的地方,回到那个窗户紧闭的别墅里。那里有着过去的影子,充满了陈旧得似乎发了霉的往事。别墅有一座形状整齐的梯形花园,小庭院里还有一眼滴水的喷泉。回到她自己的国家去,让她在那里经受夏日烈焰的炙烤,在冬天清冷的阳光下苦熬着岁月。她应该凭某种直觉知道,留下来和我待在一起会带来毁灭,不仅给她所见到的这个影子带来毁灭,最终也会给她自己带来毁灭。

我在想,当时我无精打采地站在她面前,尽管心中隐隐作痛,面露不悦之色,但仍表现出强烈的主人意识,同时又为自己的手脚笨拙而感到不知所措,像匹未驯服的小马一样感到恼火。我在想,她看到我这副样子,会不会在脑子里闪过这样的想法:安布鲁斯小的时候肯定就是这样,在有我之前,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于是她就留下来了?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叫瑞纳提的意大利人会在和我初次见面时流露出那样的神情,他也用那种吃惊的眼光看着我,只是他很快就掩饰了自己的惊讶,手指摆弄着桌上的笔,略微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轻柔地问我:“你是今天刚到的?那你还没见到你的表姐瑞秋吧?”直觉也向他发出了警告,但已经太晚了。

生命中没有回头路可走,不容反悔,也没有第二次机会。我无法就这样生生坐在家里,反悔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就像可怜的汤姆・吉克恩带着镣铐在那里摆动,而无法反悔自己做过的事了。

是我的教父尼克・肯达尔,在我二十五岁生日的前一天——噢,天哪!才几个月以前,像是过了很久——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有一些女人,菲利普,往往是很不错的女人,即使自己没犯错,也会带来灾祸。什么事只要和她们有瓜葛,就会成为悲剧。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你说这些,可我觉得应该告诉你。”说完就看着我在他面前的文书上签了字。

不,不能回头了。那个在生日的前一天站在她窗下的男孩,在她到的第一天站在她门前的男孩,已经不见了,已经远去了,正如当年故作勇敢往绞架上那个死人扔石头的男孩远去了一样。汤姆・吉克恩,一个受尽摧残、面目全非又无人问津的人,这些年来,你是不是满怀怜悯地注视着我?注视着我跑进树林,跑向未来?

如果转过头去找你,我看到的不会是带着镣铐摆动着的你,而是我自己的影子。





2





在安布鲁斯最后一次出门的那个晚上,我们坐在一起聊天,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竟是我们相处的最后一秒。当时,我一点预感都没有。每年到了秋天,他都按照医生的吩咐,到国外某个地方去过冬。这已是第三次了。他总不在家,对此我早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且总是在他不在家时替他料理家产。他第一次冬天外出时,我还在牛津读书,他是否在家我当然觉得无所谓,但到了第二个冬天,我就回家安安稳稳地住下,整日足不出户,这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我对牛津的那种集体生活一点也不留恋,事实上,摆脱了那种生活,心里倒觉得挺快活。

我一向都是只愿意待在家里,哪儿也不想去。自从一岁半父母双亡后来到这个家,除了先在哈罗,后又在牛津读书外,我没去过任何其他地方。安布鲁斯十分怜惜我这个父母双亡的小堂弟,就像对待其他孤苦伶仃、弱不禁风的幼小生命,像对待小猫小狗或是其他需要关怀的小动物一样,用他独有的那份宽厚,把我抚养成人。

我们这个家从一开始就有与众不同之处。我还是三岁孩子的时候,我的保姆用毛刷子打了我的屁股,他就让她卷铺盖走人。这件事我一点都记不得了,是他后来告诉我的。

“看到那个女人为了这么丁点儿小事,用她那双粗大的手打小孩,”他对我说,“我简直气得火冒三丈。小孩子不懂事,淘气是难免的。她一点儿事理都不懂,实在是太蠢。从那以后,你做了错事,都由我来教育你。”

我对此从未有过任何抱怨。绝不会有人比他更正直,更公正,更富有爱心,更善解人意。他教我学二十六个字母,每个字母都找出一句骂人话,我要学的字母就是这句话的第一个字母。他就是用这种再简单不过的办法教我学会了字母。要给每个字母都找到一句骂人的话,这着实让他下了一番工夫,但他最终还是都找到了。同时他警告我说,这些骂人话可不能连起来说。

他待人处世一贯谦恭有礼,然而对女人却总是很腼腆,充满戒心,他认为女人是家里的祸害,所以总是雇佣男仆。我们这个家族一直都是由我伯父原来的管家老斯考比掌管的。

也许他很古怪——西部人性格古怪尽人皆知——尽管他对女人看法独特,教育孩子也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但他绝不是一个怪人。邻居们喜欢他,敬重他,佃户也都爱戴他。在得风湿病之前,他常常冬天出去打猎,夏天则驾着那艘平时停泊在海湾里的帆船去钓鱼,有兴致的时候也出去吃吃饭,在外面玩一玩。每个星期天,他都去做两次礼拜,有时布道时间过长,他会在我们家的教堂固定座位上看着我,面露一副苦相。他还极力影响我,让我像他一样有兴趣种植一些稀有灌木。

“这是一种创造,”他常常这么说,“就像其他创造一样。有些人喜欢养点什么,我倒喜欢看着从土里长出东西来。不那么费劲,结果却更令人满意。”

安布鲁斯的话让我的教父尼克大为震惊,赫伯特・帕斯科牧师,还有他的其他朋友们也都很吃惊,这些人过去常劝他安下心来,享受享受家中的欢乐,好好成个家,不要只知道侍弄那些杜鹃花。

“我已经有了接班人。”他总是揪着我的耳朵回答说,“为了他我是少活了二十年还是多活了二十年,就看我怎么看了。再说,菲利普就是现成的继承人,所以,不存在我是否尽到责任的问题,到时候他会替我做的。舒舒服服地坐一会儿吧,先生们,家里没有女人,我们可以穿着靴子把脚跷到桌子上,痰就吐在地毯上好了。”

当然,我们不会这样做。安布鲁斯非常挑剔。他之所以当着新来的牧师这样说,完全只是为了寻开心。牧师是个可怜的妻管严,养了一大串女儿。安布鲁斯坐在桌子的一边朝我挤挤眼睛。

我现在依然记得他当时的样子。他四仰八叉地半躺在沙发里,上身略略有些前倾——我也从他那儿学来了这个习惯——看着牧师小心翼翼地为自己无济于事地辩白着,他不出声地笑起来,笑得浑身发抖。然而,他又惶恐伤了牧师的感情,本能地改变了谈话的口吻,转而谈起一些让牧师开心的话题。他是在尽全力让牧师觉得舒服一些。我去了哈罗以后越发欣赏他的这种品质。假期实在过得太快。这期间,我不断能感受到他的言谈举止以及和他相处与学校里的那些同学和老师是多么的不同,同学们调皮捣蛋,老师们冷酷刻板,简直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每当我准备坐车去伦敦时,总是脸色煞白,眼泪汪汪的,而他总会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没事,这是一种训练,就像驯马一样。我们谁都逃不过这一天,这个假期过去了,下一个假期转眼就到,到时候我就接你回来,就哪儿也不去了。我自己来训练你。”

“训练我什么呢?”

“嗯,你是我的继承人,不是吗?这里面是有学问的。”

于是,我就走了。马车夫威灵顿赶车送我到波得敏坐去伦敦的车。我回过头,最后看了一眼安布鲁斯。他拄着手杖站在那儿,几只狗围绕在他的身前身后。他眯缝着眼睛看着我,目光中充满了对我确信无疑的理解。他一头浓密的卷发已渐渐变白。看到他向狗打了一声呼哨,转身走进房子,我只觉得喉头一阵哽咽。马车穿过门口的草场,驶出白色的院门,经过一片农舍,车轮压在砾石路面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马车载着无可奈何的我向学校走去,向远离安布鲁斯的日子走去。

然而,他没有顾及到自己的健康状况,等我好不容易完成了中学和大学学业,他却要离去了。

“他们对我说,如果再待在这样一个天天都下雨的地方过冬的话,我就得一直坐在轮椅上,再也别想站起来了。”他对我说,“我必须离开这里,到一个阳光充沛的地方去过冬,西班牙或是埃及的海滨,或者是到地中海沿岸任何干燥温暖的地方去过冬。我倒不是非去不可,但我要是成了瘸子,那就完蛋了。我出去还有一个好处,可以带回来一些谁都没有的花木。我们可以看着它们是如何鬼使神差地在康沃尔的土地上生长。”

冬去冬来,头两个冬天都是这样过去的。他在外面过得挺好,我觉得他倒也不孤单。他回来的时候,天知道带回来了多少种树、灌木,还有花。那些植物真是形状各异,色彩纷呈。其中,茶花是他最热衷的,我们专门开辟了一个茶花园。不知是他特别精通园艺还是有什么其他门路,反正这些花一直都长得很好,一株也没死。

日复一日,到了第三个冬天,这次他决定去意大利,打算去看看佛罗伦萨和罗马的一些花园。这两个城市的冬天都不暖和,可这对他来说没大要紧的,他并不在意,因为他听说那里虽然很冷,却很干燥,而且他也没必要介意雨水多少。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聊得很晚,他从来都是很晚才睡觉的,我们经常在书房里坐到凌晨一两点。有时说说话,偶尔一句话也不说。那晚我们俩伸展双腿,烤着火,几条狗蜷伏在我们脚边。前面说了,我当时一点预感也没有,可现在回想起来他倒像是有什么预感似的,不时望我一眼,一副若有所思却又十分茫然的神情,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墙壁,看看那些熟悉的画,一会儿又看看火,再看看蜷伏的狗。

“真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他突然迸出这么一句。

“那我马上收拾一下。”我赶紧说。

他摇了摇头,笑笑说:“不用了,我只是随便说说,咱们不能两人一起离家几个月,这是一种责任,知道吗?一个庄园主的责任,不管别人是不是都这么想,我是这样一种想法。”

“我可以和你同行到罗马,”我说,为自己的这个主意感到兴奋,“要是天气没什么不测的话,我能在圣诞节前赶回家。”

“不,”他慢声细语地说,“不行的,我也就随便那么一说,再别往这上面想了。”

“你没什么感觉不好的吧?”我问他,“没觉得哪处疼吧?”

“我的天,看你说哪儿去了,”他笑了起来,“你把我当什么了,当病人?我都有好几个月没得风湿了。麻烦的是,菲利普,我对家实在过于迷恋了。你到了我这个年纪,或许也会有这种感受。”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口,拉开厚重的窗帘,凝视着窗外的草坪,静默了好一阵。寂静无声的傍晚,穴鸟已经归巢,猫头鹰已不再啼叫。

“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把小路都挖了,种上了草,现在屋前都是草地,”他说道,“如果草地一直延伸到斜坡那头的马厩旁,效果可能会更好。什么时候你再把那些灌木处理掉,就可以一眼望到海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说,“干吗是我来处理,而不是你?”

他没有马上回答我的疑问。“一回事,”他最后说道,“这是一回事,没什么区别。你可得记着做啊。”

我的老伙伴当恩犬,这时抬起头看着他,它已经看到了厅里整理好的箱子,也嗅到了离别的气息,它吃力地起身,走到安布鲁斯身边,垂着尾巴站在那儿。我轻声唤它,它却不过来。我在炉缸上磕了磕烟斗,钟塔上的钟当当地敲了几下,仆人的房间里传来斯考比嘟嘟囔囔骂伙计的声音。

“安布鲁斯,”我忙说,“安布鲁斯,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别犯傻了,菲利普,去睡觉吧。”他对我说。

这事就到此为止,我们没有再继续纠缠下去。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他又最后指点吩咐了几句,有关春天种植,诸如此类他认为在他回来前我该做的事。他竟然还突发奇想要弄一个天鹅池,就在庭院里通向东车道的入口那地方,那儿有些沼泽,所以冬天天气还好的时候要把池子挖出来,还要筑堤加固。

时间实在是太快,马上就要上路了。七点钟早餐就匆匆结束了,因为他得早点出发,要赶在普利茅斯过夜,然后在那儿乘早班轮船。那是一艘商船,他得坐那艘商船到马赛,到了马赛就可以抽空转转意大利。这一路是很漫长的海上旅行。那是一顿阴冷潮湿的早餐,威灵顿把马车停在门口,车上很快就堆满了行李,几匹马已是蠢蠢欲动,急于要走。这时安布鲁斯转过身,一只手搭在我肩上,对我说:“要把一切都照料好,别让我失望。”

“这叫什么话,”我说,“我可从没让你失望过。”

“你还年轻,”他又说,“我留给你的担子很重。总之,你要明白,我所拥有的一切也都属于你。”

我想,那时要是我坚持的话,他可能会让我跟他一起去。但我没再说什么。我和斯考比把他扶进马车,又把旅行毛毯和手杖递进去。他从开着的窗口朝我们笑了笑,然后对威灵顿说:“好了,威灵顿,走吧!”

于是他们沿着车道走了。天空开始下起雨来。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冬天的日子一如既往。我像以前一样思念他,同时又有很多事情要忙。有时想找个伴,我就会驾车去看尼克・肯达尔教父,他有一个独生女儿,叫露易丝,比我小几岁,和我从小一起玩大的。她长得很结实,人也很实在,而且挺漂亮。安布鲁斯以前总开玩笑,说她会做我的妻子,可我心里从没这么想过。

十一月中旬收到了他的第一封信,信是他去马赛时坐的那艘商船捎回来的。信上说他一路很顺利,天气也很好,只是在比斯坎湾稍微颠簸了一下。说他身体状况良好,兴致也很高,急着去意大利玩。他不大敢乘坐公共马车,怕把他带到里昂去,于是就自己雇了马和车,打算沿着海岸进入意大利,然后再转去佛罗伦萨。威灵顿听了直摇头,说那样会出事的,他坚信一点:法国人没一个会赶马车,意大利人则都是强盗。然而安布鲁斯并未遇上麻烦,从佛罗伦萨寄来了第二封信。他的信我都保存着,现在身边有一大捆信件。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这些信被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在我的手里反反复复地摸来摸去,仿佛手指的接触,能使我从中获得比语言更多的内容。

就是在寄自佛罗伦萨的第一封信——显然他在那儿过了圣诞节——的结尾处,他首次提到了表姐瑞秋。

“我结识了咱们的一个亲戚,”他在信中写道,“你以前听我说起过科林家族吧,这个家族原来在塔默尔有家业,后来卖给了别人。查查家谱,可以发现上上一辈有个科林和艾什利家族的人结了婚,这个支脉便有了后裔,其中有一个孩子出生在意大利,由一个穷困的父亲和一个意大利母亲养大,年纪轻轻就嫁给了一个叫桑格莱提的意大利贵族。这个贵族好像是在有次喝得半醉和人决斗中丧生,给他妻子留下了一大堆债务和一座空荡荡的大别墅,但没有孩子。这个桑格莱提伯爵夫人,或者叫她自称的名字瑞秋,就是我的表妹。她是个很敏感的女人,也是个好伙伴,她很尽心尽职地带我看了佛罗伦萨和罗马的花园,这些地方以后咱们俩要一起去的。”

安布鲁斯能有个朋友,而且还是个热衷于园艺的朋友,对此我感到很宽慰。因为我对佛罗伦萨和罗马的社会背景一无所知,所以一直担心他在那里不太可能结识英国人,现在至少有这么个人,祖辈是康沃尔的,这样他们俩就有了共同之处。

接下来的一封信几乎全列满了各种花园,这些花园虽然不在一年中最繁盛的时候,却似乎给安布鲁斯,还有我们的那个亲戚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已逐渐对咱们的表亲瑞秋产生了诚挚的敬意,”安布鲁斯在初春时写来的信上这么说,“而且一想到她跟着桑格莱提那个家伙受的那份委屈,心里着实难过。这些意大利人简直就是一帮无耻的恶棍,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她在外貌和行为方式上都和你我一样,俨然一个英国人,就好像昨天还生活在塔默尔似的,只是对家族了解甚少,一切都得我讲给她听。谢天谢地,她绝对机灵,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丝毫没有妇道人家常有的喋喋不休的毛病。她帮我在费索勒找了很好的住处,离她的别墅不远,随着天气日渐转暖,我会更多地去她那儿,在阳台上坐坐,或者去花园里逛逛,这些花园的造型和里面的雕塑看上去都是出自名家手笔,不过我不大熟悉。她的日子怎么过的,我不清楚,可我猜想她大概得把别墅里许多值钱的东西卖了还丈夫欠的债。”

我问了尼克・肯达尔教父,问他对科林家族有没有印象,他说有印象,但印象不好。“他们是一些不负责任的家伙,”他说,“我小的时候只知道他们赌博,把房产和钱财都输光,现在留在塔默尔那里的只不过是个破烂不堪的农场。四十年前就衰败了。这个女人的父亲一定叫亚历山大・科林——我想他消失在大陆了,他排行第二,和他父亲一样,不过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安布鲁斯讲到这个伯爵夫人的年龄了吗?”

“没有,”我说,“他只提到她年纪轻轻就嫁人了,但没说多久以前,猜想该是人到中年了吧。”

“她肯定特别迷人,不然艾什利先生不会注意她,”露易丝说道,“我还从没听过他对哪个女人有好感。”

“这大概值得推敲,”我说,“她长相一般,十分普通,根本没什么值得恭维,我为此感到高兴。”

之后,我又收到了他的一两封信,都是些闲言碎语,没什么新鲜事,比如说刚和瑞秋表妹用过餐回去,或者是正准备去她那儿吃饭。他说她那些佛罗伦萨的朋友中,几乎没有人能真正无私地给她出主意,他自诩自己能做到这一点,为此她很感激。尽管她兴趣广泛,但不知何故总是显得很落寞,大概从来就没有能和桑格莱提沟通过,她说她一直渴望有英国人做朋友。“我觉得回家的时候除了能带回几百株植物之外,还能另有所成。”他说。

接下来是一大段漫长的日子,他没说什么时候回来,但以往都在四月底前回家。寒冷的冬季好像迟迟不去,西部国家一向有很轻微的霜冻,今年出人意料得严重,有些山茶花已经受了影响。我希望他不要很快回来,免得和我们一起经受风霜雪雨。

复活节刚过不久,他的信又来了。


亲爱的小弟:

最近没我的音讯,你一定很纳闷。确实,我从来没想到会有一天写这么一封信给你。真是天意不测,命运难料。你和我这么亲,大概能揣测这几个星期我内心的骚动。骚动这个词用得不对,也许应该说是从幸福的迷茫到最终下决心的过程。我并没有仓促决定,你知道,我是一个刻板的男人,不会一时兴起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几个星期前,我知道了没有其他路可走,我发现了一些从没有过的,甚至曾经认为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即便现在,我还难以相信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好几次我都想把想法告诉你,但直到今天才能够心平气和地给你写信,告诉你,我和瑞秋表妹在两个星期前结婚了,现在我们俩在那不勒斯度蜜月,打算不久回佛罗伦萨。其余就不多说了,我们没作什么安排,目前我们俩谁都没想过以后怎么办。

希望有一天,菲利普,不太遥远的某一天,你能认识她。我可以写一大堆我对她的印象,写她多么多么好,多么温柔可爱,写多了会让你烦的,还是以后你自己去了解吧。我真说不清她为什么会在一大群男人中选中我这样一个性情乖戾、出言不逊的“女性反感者”——如果有这么个词的话,她常为此取笑我。我承认自己被打败了,不过被一个像她这样的人打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胜利。如果不是非要这么讨厌地声明一下的话,我宁可说自己是没有被征服的胜利者。

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的每一个人,并转达我和她对大家的问候与祝福。记住一点,我亲爱的小乖弟,我这桩迟来的婚姻丝毫不会减少我对你深厚的爱,反而还加深了这份感情。既然我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人,就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尽心尽力为你做一切事情,而且还会有她的协助。尽快回信,可能的话,加一句热忱的话,欢迎表亲瑞秋。

你永远忠心的

安布鲁斯





信是五点半左右送到的,正好我刚吃过饭。所幸当时我一人在,斯考比把邮包送进来就走开了。我把信放在口袋里,穿过田野来到海边。斯考比的侄子见到我,向我问了声好,他在海边开了家磨坊,石头墙上的渔网晾晒在落日的余晖中。我没大理会他,这一定会让他觉得我很无礼。我爬过岩石堆,来到小海湾边一块凸出的狭窄岩石上,夏天我常来这里游泳,那时安布鲁斯总坐着小船,停泊在五十码以外的地方,我就从这里朝他游去。我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信,又读了一遍。如果我对那两个在那不勒斯共享幸福的人有一丝同情,一点快慰,哪怕一点点的激动,我的良心都能有些许的安慰。我真为自己感到难为情,想想自己这么自私,内心一点温情都没有,简直是怒不可遏。我坐在那儿,两眼呆呆地望着风平浪静的海水,心中无限悲哀。我刚刚二十三岁,就像多年以前在哈罗第四讲堂的凳子上坐着的时候那样,感到无比的孤独与落寞,身边没有一个朋友,前景一片茫然,只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世家,这个世界里有着我从未有过,也不想有的感受。





3





我觉得当时最令我感到羞辱的是他的朋友们快乐的神情,他们对他的幸福表现出来的诚挚的喜悦和真切的关心。恭喜之声如潮水般向我涌来,把我当成了给安布鲁斯传递信息的使者。面对这一切,我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地微笑,点头,装出一副好像我就知道这件事会发生的样子,我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双面人,一个背叛者。安布鲁斯一直教我要憎恨虚伪,无论是人的虚伪,还是动物的虚伪。而我现在竟然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与从前的我截然不同的角色,想到这个,我简直痛苦不堪。

“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我不断地听到这句话,而且还要随声附和。于是我开始躲避周围的邻居,把自己关在树林旁的家中,免得再看到那些关注的面孔,再听到他们那些喋喋不休的议论。无论去田间还是去镇上,我都无法逃开这一切。庄园里的佃户们,或随处可见的熟人,只要一瞥见我,就会迫使我卷入他们的交谈。我简直成了个蹩脚的演员,脸上努力挤出一丝微笑。这么做的时候,我感觉到皮肤在抵触地抽动,可我不得不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回答他们的问题。我讨厌这种伪装,可是别人希望在提到安布鲁斯的婚事时,看到我这种高兴的样子。“他们什么时候来家里?”对这个问题,我只有一种答复:“我不知道,安布鲁斯没告诉我。”

接着,他们便会对新娘子的容貌、年龄及仪表作一番猜测。对此,我只能说:“她是个寡妇,和他一样喜欢园艺。”

他们听了使劲点着头,认为这对安布鲁斯再合适不过了。然后,对一个抱定独身主义的单身汉突然结婚,他们又会打趣,开玩笑,就此事逗乐一番。牧师的老婆——凶悍的帕斯科夫人,对这件事更是刨根问底,好像这么做,她便可以报复以前人们对神灵的侮慢不尊。

她抓住一切机会发表见解。“艾什利先生,现在该是多么大的变化,你再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家里随心所欲了吧。这倒也是件大好事。以后,可要有一整套的家法来管束仆人们了。不过,我看斯考比对此却未必高兴,他一直都按自己的规矩行事。”

这一点,她倒是说对了,我觉得斯考比是我的同盟,但我总小心翼翼,不和他站在一边,如果他试图表现出一点认同感,我就会马上制止他。

“我不知该说什么,菲利普先生,”他低声说,一副忧郁、无奈的神情,“家里有个女主人,会把一切都翻个个儿,让我们不知所措。一件又一件事,很可能无论你怎么为她着想,都难讨得她的欢心。我想,该是我退下来给年轻人让路的时候了。或许,给安布鲁斯写信时,您最好跟他说一下这件事儿。”

我叫他别犯傻了,没有他,安布鲁斯和我会过得一团糟。可他却摇摇头,板着个脸不停地在原地来回踱步,而且不失时机地对未来作出种种凄苦的假设:什么就餐时间毫无疑问要改啦,家具要换啦,什么大家伙儿会被呵斥着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打扫房间啦,最可怕的是,连那几条可怜的狗也会被拖垮。他就这样用一种近乎于悲哀的声音絮絮叨叨着种种未来的情景。不过,他的这种腔调倒多少帮我找回了一些失去的幽默感,自从读了安布鲁斯的信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放声大笑。

斯考比描绘了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呀!我眼前立刻浮现出这样的情景:一大群女仆拿着拖把,打扫着一尘不染的房间;老管家则像往常一样,噘着嘴巴,脸上带着冷冷的不满,监视着姑娘们的一举一动。他的担忧让我觉得可笑。可当同样的话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起——连非常了解我,完全知道自己不应该搅到这种闲话中来的露易丝・肯达尔也这么说时,我真的有些发怒了。

“谢天谢地,书房将焕然一新了,”她欢天喜地地说,“书房里的台布地毯等物品用了这么多年,都已经陈旧褪色了。不过,我敢说,你从来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还有,家里种的这些花更将大为改观。客厅将终于能称其为客厅了,我一向认为不好好利用它,实在有些浪费。艾什利夫人肯定会用她从意大利别墅带来的书画好好地把客厅装饰一番的。”

她没完没了地唠叨着,一遍又一遍地盘算着房间里的每一处改进,最后我实在忍无可忍,粗暴地打断她的话:“看在上帝的份上,露易丝,别再谈这些了,我讨厌这个话题,我已经听腻了,听烦了。”

她马上停了下来,然后狡黠地瞧了瞧我说:“顺便说一句,你不是出于嫉妒吧?”

“别胡扯。”我对她说。

把她叫来,实在是件蠢事。不过我们彼此交往一直甚好,我一向把她当作小妹妹,而且对她还有一点儿敬重的心情。

我这么一说,她就不吭声了。而且我注意到,只要又谈起这个谈滥了的话题,她就会看我一眼,试图换个话题。为此我很感激,也就更喜欢她了。

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教父尼克・肯达尔,给了我最后一击。当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只是鲁莽地以他贯有的直率方式说了下面这些话。

“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菲利普?”一天晚上,当我驾车过去和他们共进晚餐时,他这样问我。

“打算?没有。”我答了一句,心里并不明白他问这句话的用意。

“当然,这样做还有些为时过早,”他说,“我想你可能一直要等到安布鲁斯和他妻子回来后,才会这么做。我不知道你是否想过在这附近为自己置上一点属于自己的房产。”

我慢慢理解了他的意思。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问道。

“嗯,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不是吗?”他用一种就事论事的口气说,“安布鲁斯和他的妻子当然想待在一起。他们有了家庭,再有个儿子,对你来说,一切就不一样了,对吧?我敢肯定,安布鲁斯不会让你因为这种变故受苦,你想要什么他都会买的。当然很可能他们不会有孩子,但也没有什么理由认定他们就肯定不会有孩子。或许你愿意自己建一所住宅,有时候自己建房要比买别人的更好一些。”

他一个劲地说着,把方圆二十英里以内我有可能感兴趣的地方都提到了,好在他并没有要求我立刻回答他说的话。当时我的心里真是千头万绪,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他所说的一切是我根本想都没想过的,我几乎无法理出个头绪。过了一会儿,我便托词离开了。嫉妒,我想露易丝这么说是对的,这是突然要与另一个陌生人共享同一个人时产生的孩子式的嫉妒。

像斯考比一样,我仿佛也已经看到自己竭尽全力地适应那些令人极不舒服的新规矩:熄灭烟斗,立正站好,在谈话时绞尽脑汁,让自己努力接受一种由女人当家的严苛,一种沉闷的生活。再看看安布鲁斯,我的天,他的样子简直像个傻瓜。我到时只能离开,免得大家都很尴尬。我以前还从未想到自己会变成流浪汉。如今这个家庭不再需要我了,我将从这里搬出去,像佣人们一样靠主人给的工钱过活,一个孩子会降生到这个家中,管安布鲁斯叫爸爸,这个家再也不需要我了。

如果是帕斯科夫人提醒我注意这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会认为是她居心不良,从而将它抛到脑后,然后当这一切出自我的教父这样一位沉稳的人口中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驾车回到家里,满怀悲伤,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是应该像教父说的那样有所打算,为自己找一个家,还是做好离开的准备?可我不想住在别的什么地方,也不想有别的家。安布鲁斯在这个家里把我带大,一直教我的也是这里的一切。这一切是我的,是他的,是我们两人共有的。可如今情况变了,不再是这样了。我至今还记得,那天当我从肯达尔家回到家中,在那幢房子里走来走去,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打量它,家里的狗也感觉到了我的烦躁,紧跟着我,和我一样惶惶不安。我小时候住过的儿童房,已经好久没人住了,只有斯考比的侄女每周来一次,把房间整理整理,或者缝补缝补那些亚麻布织物,但这间房子现在却有了新的意味。我仿佛看到房间被重新粉刷一新,原先一直和一大堆尘封已久的书籍一起放在满是蜘蛛网的架子上的那根小曲棍球棒,被当作垃圾扔了。我从没有想过这间屋子会给我留下怎样的印迹,以前差不多总是两个月进去一次,让人补补衬衣、袜子什么的。而今我却很希望它能重新为我所有,作为我逃避外面世界的庇护所。否则,它就会完全变成另一种景象,室内老是弥漫着一股煮牛奶的味道,还有需要晾晒的毯子的潮味,令人窒息,完全就像我经常去的那些养小孩子的人家的起居室一样,我甚至可以想象出他们在地板上哭喊着爬来爬去,不是头上这鼓个包,那碰个包,就是肘腕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们还会蹭着爬上人的膝盖,要是没人理睬,他们就会大做鬼脸,把脸皱得跟猴子一样。噢,天哪!难道这一切都在这儿等着安布鲁斯了吗?

我难得想到表姐瑞秋,一旦想到她的时候,心情就像人们对待所有令人厌恶的东西一样,努力想把这个名字从脑海中抹去。我把她想象成一个与帕斯科夫人一般无二的人,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身材高大却瘦骨嶙峋,且正如斯考比预言的,那双鹰般的眼睛不放过任何一点灰尘。每逢客人来吃饭,她的笑声简直震耳欲聋,以致大家都会离安布鲁斯远远的。她似乎还变化多端,一会儿如凶神恶煞,像西邻那个叫莫利・贝特的穷鬼,绝不允许人看桌上的美味;一会儿又绷着脸,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神情阴郁地裹着件披肩坐在椅子上,有气无力地抱怨着自己的身体状况,而且,总有个护士守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拿着一把勺子在调药;一会儿是劲头十足的中年人;一会儿又痴痴地笑起来,一副比露易丝还年少的样子。瑞秋表姐的性格变化足有一打多,而且一个比一个令人生厌。我似乎看见她逼着安布鲁斯跪在地上装狗熊,让孩子们骑在他背上,而安布鲁斯竟俯首帖耳,非常恭顺,真是丢尽了人。转眼她又会把自己打扮成穆斯林,头上系条丝带,我仿佛看到她嘟着嘴,不停地摆弄着那头卷发,那一头乱蓬蓬的卷发让人觉得做作,可是安布鲁斯却靠在椅子上,用一种欣赏的眼光看着她,脸上堆着白痴般的笑。

五月中旬,我收到了他们的来信,说决定整个夏天都要待在国外,我大大地叹了一口气,差一点高声欢呼起来。这简直是一种从没有过的反叛,可我实在情不自禁。

“你的瑞秋表姐还在被一大堆事务缠绕,而这些事又都得在我们回英国之前安排妥当。”安布鲁斯在信中说,“因此,尽管令人十分失望,但你可以想到,还是得推迟归期。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意大利的法律与我们的法律根本是两回事儿。要想在这两者间有所调和,简直是天方夜谭。现在我好像是在大把花钱,然而花得是地方,所以才不吝惜。我们时常谈起你这个可爱的小家伙,我真希望你能和我们在一起。”接着,又问了句家里的活计和他那些花草的情况,他对这些事的兴趣一如往常地热切,这反而让我觉得自己是不是不正常,竟然认为他会改变。

他们这个夏天回不来,周围的邻居当然都非常失望。

“或许,”帕斯科夫人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艾什利夫人的健康状况不允许她旅行。”

“关于这一点,我不太清楚。”我答道,“安布鲁斯在信中提到他们曾在威尼斯待了一周,回去的时候,两人都得了风湿病。”

她的脸立刻拉了下来。“风湿病?她妻子也得了风湿病?”她说,“真够倒霉的。”然后又若有所思地说,“我想她肯定比我想象的要老。”

这个蠢女人,脑子都不会转弯。我两岁的时候,膝关节就有风湿病的感觉,年纪大的人告诉我,那种疼,是我在长个儿。就是现在,有时下点雨,我依然会有那种感觉。抛开这处不说,我和帕斯科夫人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却是不谋而合。瑞秋表姐大概也就二十来岁吧,可头发已经灰白,甚至已经拄上了手杖,我能想象得出,当她只要不在她那个我说不出来什么样的意大利花园里种玫瑰时,就坐在一张桌子旁,手杖捣着地,旁边围着几个律师,叽里咕噜地用意大利语说着什么,而我那可怜的安布鲁斯则耐心地坐在她身旁。

为什么他不回来,让她自己去处理那些事呢?然而,这样一想,我的精神却马上振奋起来。因为那个痴痴傻笑的新娘已在我眼前化作一个日渐衰老的妇人,腰部患有严重的风湿病,折磨得她痛苦不堪。我幼年住过的房间从我脑海中退去,取而代之的是,起居室变成了女人的闺房,房内处处是屏风,即使在仲夏,炉火也烧得很旺,时时能听到烦躁的喊叫,一个劲儿叫斯考比再拿些煤炭来,她吸进去的煤烟一点儿一点儿地攫取她的生命。于是我又可以在出游的时候大声唱歌了,可以驱赶着狗追逐野兔,可以早饭前游个泳,可以在风和日丽的时候驾着安布鲁斯的小船在海湾航行,又可以在露易丝去伦敦度假时,用那里的时髦事儿逗她开心。二十三岁的年龄,心情本来就不大会忧伤。我的家还是我的家,没有人能从我手中夺走它。

继而冬天来临的时候,他来信中的语气变了,起初是难以察觉的,我几乎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然而再读他的信,我便看出信中所言都流露出一种压力,一种忧虑之情缠绕着他。可以看得出,其中一部分是思乡之情,思念他的故土,惦念着他的家产。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份深深的孤寂,那使我感到十分惊愕。我感到不解的是,一个结婚仅十个月的男人居然会感到孤独,他说漫长的夏季和秋季,日子实在难熬,冬天又极不寻常地临近了。虽然他们居住的别墅地势很高,里面却空气沉闷,令人窒息。他说自己总是像一只暴风雨来临前的狗一样,从一间房间蹿到另一间房间,然而并没有暴风雨来临,他总感到无法消除房内的沉闷空气,恨不得让瓢泼大雨把自己淋个透,即使这样会使他瘫痪也在所不惜。

“我过去从没得过头痛病,”他说,“但现在我经常头痛,有时甚至视觉模糊,极不愿意看到阳光。对你的思念之情真是难以言表,我有万千的话想要对你说,然而在一封信中又难以一一说清。今天,我妻子去镇上了,所以我才有机会给你寄信。”这是他第一次用“我妻子”这样的字眼,在这以前,他总是用“瑞秋”或“你的瑞秋表姐”。在我看来,“我妻子”这样的字眼很正式,却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

在这些信中,他只字未提回家的事,然而却总是表现出想得知家乡消息的急切心情,对我在信中所说的琐碎小事,他也总要评论一番,似乎除此之外,他对其他事情都没有丝毫兴趣可言。

复活节时没有收到他的来信,圣灵降临节时也无任何消息。我的焦虑不安与日俱增。我把不安告诉了教父,他说肯定是恶劣的天气延误了邮件,据报道欧洲已下了晚雪,恐怕五月底之前,我都无法指望收到佛罗伦萨的来信。安布鲁斯结婚已一年有余,离家已有一年半了,我十分担心他可能不再回归故里。显而易见,只一个夏季就使得他身心憔悴,如果再过一个夏季,他又会成什么样子呢?终于,到七月的时候来了一封信,这是一封简短而语无伦次的信,完全不像出自他本人,他平时那一贯清晰秀美的字体,现在也变成横七竖八、潦草不堪的一团乱麻,好像他难以握笔书写。

“我这儿并非处处都顺心,”他写道,“在我上次给你写的信中,你肯定已看到了这一点,不过你还是什么都别说为好。她总是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已给你写过好几封信,但身边却没有可以信赖的人替我将信寄出。除非我自己外出寄信,否则这些信都无法抵达你手中。我患病以来无法外出走远。至于我的那些医生,我对他们任何人都毫无信赖可言。他们是一群说谎者,全都是。那位刚由瑞纳提推荐来的医生更是一个杀人犯,很可能也是那伙人中的一个。他们对我的病情进行可怕的臆断,但我会击败他们的。”后面是一段空白,然后是一些潦草无法辨认的文字,之后便是他的签名。

我让马夫系好马鞍,出发奔向教父家,让他看安布鲁斯的来信。像我一样,他也感到忧心忡忡。“好像已精神崩溃了,”他脱口说道,“让我感到很不舒服,这不是一封精神正常的人写的信,但愿⋯⋯”他突然努了努嘴巴,缄口不语了。

“但愿什么?”我问道。

“你伯父菲利普,也就是安布鲁斯的父亲,死于脑瘤,你知道这件事,对吧?”他简要地说道。

我如实告诉他以前我从未听说过此事。

“当然,这是你出生前的事了,”他说,“家里人向来不大谈这事,这种病是否会遗传,我认为医生也说不准。到目前为止,医学还远远没发展到这种程度。”他戴上眼镜,把信又看了一遍。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能。我倒宁愿认为是这种可能。”他说。

“哪种可能?”

“安布鲁斯是喝醉时写这封信的。”要不是他已年过六十,又是我的教父,我一定会反驳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

“我一生中还从没看到安布鲁斯喝醉过。”我对他说。

“我也没见过,”他干巴巴地说着,“我仅仅想在这两种可怕的情况中选择更好一些的可能性。我想你还是下定决心亲自去一趟意大利吧!”

我说:“在来看你之前,我已决定要这么做了。”

我骑马回家,但心中对启程上路的事一点底都没有。

因为普利茅斯没有轮船去意大利,我不得不先到伦敦,然后到多佛,再搭乘邮政班轮到布劳根,接着再乘定期驿车穿过法国进入意大利。如果没有延误,我大约三周后到达佛罗伦萨。我的法语很蹩脚,对意大利语又一窍不通。然而,只要能到安布鲁斯身边,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我向斯考比和仆人们作了简短的告别,只说我要匆忙去看望他们的主人,没提他生病的事。然后便在七月一个晴朗的早晨启程向伦敦进发,开始去一个陌生的国家做差不多三个星期的旅行。

马车拐上波得敏大道时,我看见马夫拿着一个邮袋策马向我奔来,我叫威灵顿勒马停车,那个男孩把邮袋递给我,我想安布鲁斯来信的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然而这万分之一实实在在就在眼前。我从邮袋中取出信,打发那小子回去。威灵顿又扬鞭策马启程了。我从信中抽出一张纸片,举到马车窗口有亮光的地方,信上的字潦草不堪,几乎无法辨认。

“看在上帝的份上,赶快来吧!瑞秋——我的冤家——她终于对我下手了。如果你稍一耽搁,可能一切就太晚了。安布鲁斯。”

信上只有这几句话,信纸上没有写信日期,信封上也没有邮戳,封信的是他的戒指。

我坐在马车里,手里握着那张破信纸,心里清楚,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在八月中旬之前送到他身边。





4





我终于与其他乘客抵达了佛罗伦萨,马车把我们抛在亚诺河附近的一家小客栈,我觉得这漫长的旅途简直像是度过了人的一生。现在是八月十五日,和首次踏上欧洲大陆的其他旅行者一样,这里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的大道,夜间停歇的山谷与城市,无论是法国的还是意大利的,处处肮脏不堪,虫虱乱爬,充斥着震耳欲聋的噪音。在家乡,我已习惯了几乎空荡荡的房屋的那份宁静,因为仆人们都在钟楼下的房间休息,深夜除了林中轻风与雨打西窗,万籁俱寂,如今,陌生城市里这无休止的喧嚣与混乱,使我茫然若失。

经过长时间的旅途跋涉,我想睡觉了,一向夜里十二点都不入睡的我,很快就睡着了,然而梦里都回响着异国的声音:门的开关声,人的尖叫声,窗下的脚步声,石子路上的车轮声,还有每过一刻钟传来的教堂的钟声。如果我这次到异域他乡是为其他事,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清晨,我会心情舒畅地倚在窗边,看贫民窟赤着脚的孩子们纵情玩耍,还会扔给他们几枚钱币;好奇而着迷地倾听周围各种新鲜的声音;黄昏时在狭窄的街巷漫步,慢慢地喜欢这里的一切。而如今,我漠然地面对这一切,甚至对这一切产生了敌意。我现在急需去安布鲁斯那儿,他正卧病外乡,我的焦虑转化成对着外乡的一切事物的憎恨,甚至对这块异乡的土地,也无比反感。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天空湛蓝,多斯加尼蜿蜒曲折的道路上尘土飞扬,似乎太阳已烤干了大地,山谷都被炙烤成了赤褐色,山坡上的小山村笼罩在雾霭般的热气中,一片赤黄。瘦骨嶙峋的牛群蹒跚着四处找水,一群群山羊在路边有气无力地走着,牧羊的孩子见马车经过时大喊大叫。因我在为安布鲁斯忧虑重重,这个国家的一切生灵在我看来都饥渴万分,一旦失去水分,他们将衰竭死亡。

一到佛罗伦萨,我便把覆满灰尘的行李卸下拎进客栈。我下马车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想要穿过圆石街,到河边去。满身风尘的我站在河边,感到疲惫不堪。过去的两天里,我实在难以忍受车内令人窒息的浊气,就一直坐在马车夫旁边,像路边那些可怜的牛羊一样,也渴望着水。现在河就在我面前,但河水不像家乡那样清凌凌的,泛着涟漪,带着清新的咸味,水面上还有浪花在跳跃。眼前的河水是流速很慢的浑浊小水流,河水和河床一样呈褐色,蠕动着,和着污泥穿过拱桥,平滑的水面上时不时泛起一个个泡沫,上面还漂浮着各种杂物,麦秆、草根处处可见。然而现在的我疲惫不堪,又饥饿难耐,恨不得把眼前的一切都一一咽下去,就像吃毒药一样,一口吞下肚。

我就这么出神地站在太阳暴晒的桥上看着流水。忽然,身后城里那深沉庄严的钟声敲响了四下,其他教堂里的钟声也随即响起,钟声伴着浑浊的泥水流过石头,汹涌而去。

一位妇女走到我身旁,她怀里抱着一个哭哭啼啼的孩子,身边另一个小孩拽着她破旧的衣襟。她向我伸出手,求我施舍,深色的眼睛充满乞求。我给了她一枚硬币转身便走,可她又碰碰我的胳膊,嘴里嘀嘀咕咕说着什么,这时马车边的一名乘客对她说了一串意大利语,她才退回原来的角落。她很年轻,也就十九岁左右,然而,她脸上的神情却不像是这个年龄,似乎那小巧孱弱的躯体内有颗不朽的灵魂,那两只眼睛像是洞察了千百年来的世事沧桑,使她对耐人寻味的生活都变得麻木了。这种印象至今还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后来,他们带我来到安排好的房间,当我站在朝向广场的小阳台向外望时,又看见了她,她在马匹与车辆中穿行,那小心得近乎猥琐的样子,就像深夜的一只猫,肚皮贴着地四处潜行。

我回到房间,以超乎寻常的冷漠洗漱,换衣服。我的旅途已结束,一种无聊之情又涌上心头。起初兴高采烈地准备行程,一听到号角即将进入战斗的我,现已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个陌生人,他站在那儿一副精神沮丧、疲惫不堪的样子,兴奋感已失去了意义,那是数周前的事了。甚至我口袋中的破信纸也似乎并不存在。从那以后,也许又发生了许多事情,她也许已把他从佛罗伦萨带走,他们也许已经去了罗马,去了威尼斯。我似乎又回到那笨重的马车上,为了追逐他们的足迹,走遍这个该死的国家的四面八方,穿梭于一座又一座城市,随着时光的流逝,饱尝了一路炎热风光的折磨,然而总是找不到他们。

或许,整个事情的经过只是个误会而已,也许根本是恶作剧,可能是安布鲁斯过去爱玩的把戏,从小我就被他的这小把戏所哄骗。或许这回我去别墅找他,看到的是丰盛的筵席,那里高朋满座,轻歌曼舞,灯火辉煌。我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时,看到的是十分健康的安布鲁斯,他会很惊讶地看着我。

我下了楼,来到门外的广场,候在那儿的马车都已走了。午休时间过后,街上又热闹起来。我挤入人流,竟迷失了方向,面前是深褐色的院巷,高楼鳞次栉比,眼前一片外凸的阳台。我在街上转来转去,一张张脸从一个个门洞里露出来,都盯着我看,行人也驻足凝视,他们脸上布满那种饱经岁月风霜的神情,都和前面我遇上的那个行乞的女子一样。有些人像那女子一样跟在我身后,一边伸手,一边嘀咕着什么。我想起了那个马车里的意大利乘客,便大声叱责,他们立刻缩回去,身子紧贴在高墙上,眼巴巴看着我走过去,眼里流露出一种难以抑制的自尊,令人不可思议。教堂里的钟声又响作一片,我来到人群拥挤的广场,那里的人们打着手势聊着天,在我这异乡人的眼里,这情景与广场周围那庄严华美的建筑物毫不相称,与那些茫然注视着他们的雕像也不相称,和教堂那直冲云霄的钟声更不相称。

我叫了一辆马车,不大有把握地说了句“桑格莱提别墅”,马车夫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懂,但当他点点头扬鞭策马时我听见了“费所勒”几个字。我们穿行于狭窄拥挤的街道,一路上随着他的吆喝声和马车的叮当声,人群不断地闪过,钟声慢慢地消失,但余音仍在我耳畔回响,然而这庄严嘹亮的钟声,既不是为我这次无足轻重的远行而响,也不是为了这街上人的生活而响,而是为了永恒,为了不朽。

我们爬上漫长弯曲的山路,将佛罗伦萨抛在身后,建筑物也消失在视线之外。周围的一切安静而祥和,那整日对这座城市虎视眈眈的屋墙甚至褐色的土地都不再像先前那么干热了,房屋又焕发出光彩来。或许颜色并不那么亮丽夺目,甚至看不出什么颜色,但太阳的威力散尽之后,余晕照射出的色彩分外柔和,遮天蔽日的柏树在夕阳的余晖映照下墨绿一片。

车夫把马车停在一座高墙耸立、庭院深锁的住宅外,回头对我说了声:“桑格莱提别墅。”我终于到了。

我打了个手势让他等着,便下了车,来到门口,拉了拉墙上的门铃,可以听见里面的铃声。车夫把马车停在路边,然后从车上下来,站在沟渠边,用帽子挥赶着扑面的苍蝇。可怜的马看上去有一些饿了,在车辕间低垂着头,抽动着耳朵,走了这些路之后,它已没有力气到路边去吃青草,而是在一旁打起盹来了。门内没有声音,我又拉了下门铃,这次传来低沉的狗叫声,接着有扇门开了,狗叫声随即清晰起来,能听到一个孩子烦躁的哭声,一个女人呵斥孩子的尖叫声,同时另一边传来走向门口的脚步声,接着是取下门闩的声音和门擦着地下的圆石的声音。门打开了,一位农妇站在我面前,打量我。我边朝她走去,边问:“是桑格莱提别墅吧,艾什利先生在家吗?”

拴在妇人住的小屋边的狗更凶猛地吠叫起来,我面前是条林荫小道,路尽头是那幢别墅,宅门紧闭,毫无生气。狗继续狂叫,孩子也在哭喊,妇人似乎想把我关在门外。她气喘吁吁的,脸的一边有些肿,好像是牙痛,她尽力用披肩压住这半边脸,试图减轻一些疼痛。

我从她面前冲进门去,嘴里重复说着“艾什利先生”。她这才好像刚刚注意到我,很紧张很不安地快速说了几句话,一边还打着手势指着别墅,然后又很快转过头,朝小屋叫喊。这时,一位男子,也许是她丈夫,出现在小屋门口,他的肩膀上还背着个孩子。他先制止住狗叫,然后朝着我走过来,一边问着妻子什么。她继续滔滔不绝地对他说着话,我听到“艾什利”,还有“英国话”,现在又轮到他打量我了,只是他的方式要比那女人好些,比较克制,比较诚恳真挚,而且脸上还有一种关切的表情。他对妻子低语了几句,她便抱着孩子回到小屋门口,坐在那里望着我们,披肩还遮在肿胀的脸颊上。

“我会讲一点英语,先生,”他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我来看艾什利先生,他和夫人在吗?”

他脸上的表情更为关切了,紧张地咽了咽口水,又说道:“你是他儿子吗,先生?”

“不,”我不耐烦地说,“我是他的堂弟,他们在家吗?”

他痛苦地摇着头:“那先生你是从英国来的吧?难道没听到任何消息吗?怎么说呢?真的很惨,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艾什利先生,他三周前过世了。很突然,很令人伤心,一安葬完他,伯爵夫人就关闭了别墅。她走了差不多有两周了,我们不知道她还回不回来。”

狗又叫起来了,他转身去呵斥狗。

我顿时面无血色,呆若木鸡地立在那儿。那男子很同情地望着我,并叫她妻子拉过来一条凳子放在我身边。

“请坐,先生,”他说,“很难过,真的很难过。”

我只是摇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也没有什么好说的。那男子也很担心,他粗暴地对妻子讲话以缓解自己的心情。他又转身对我说:“先生,如果你想去别墅里看看,我去给你开门,你可以看看艾什利先生临终的地方。”我对自己要去哪儿,要做什么事已感到漠然,大脑麻木得根本无法集中精力。他边走向车道边从口袋里取出几把钥匙,我跟在他旁边,双腿如同灌了铅一样,根本迈不动。那妇人和孩子也跟在我们后面。

一路上柏树环绕,紧闭的别墅,像个目的,静候在尽头。等走近时,我才发现这是幢大宅子,有许多窗户,一扇扇苍白地紧闭着。房子门口是个环形车道,供马车转弯的。在浓荫密布的柏树下耸立着几尊雕像。那男子用钥匙打开一扇扇百叶窗,让阳光射入沉寂的大厅。我跟在他们后面,走过一间间房间,看着他们把窗子逐扇打开。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发自内心地想以此来减轻我的痛苦。房间套房间,每间都是宽敞又空旷,顶篷上饰有壁画,地面是大理石铺的。屋里的空气有股中世纪的陈旧的霉味。有些房间的墙上没有任何装饰,而有一些房间的墙上则挂有壁毯。其中有间房间比其他屋子更昏暗郁闷,中间是张大餐桌,两边排列着教堂用的雕花椅,两边还各耸立着一个铁制的大烛台。

“桑格莱提别墅很美,很古老,先生,”男子又开口说道,“当外面阳光太强太烈时,艾什利先生总是坐在这儿,坐在这把椅子上。”

他几乎满怀敬意地指着桌边的一把高背椅。这一切像是在做梦,一点也不现实。在这所住宅里,在这间屋子里,我再也看不到安布鲁斯了,他再也不可能迈着熟悉的步子吹着口哨,把拐杖扔在椅侧或桌边来回走动,说着话。那夫妇俩漠然地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继续单调地打开一扇扇窗子。窗外是个由回廊围起来的四边形小庭院,庭院是露天的,但是浓荫遮蔽。院子中央有眼喷泉,铜像是个小男孩,双手握着一枚贝壳。喷泉边小路旁有棵金链花树,遮天蔽日,自成阴凉。金色的花朵早已凋谢,遍地是尘灰色的豆荚。那男子对妇人低语了几句,那妇人便走到回廊拐角处,扭动一个把手,水流便轻柔地从铜像男孩手中的贝壳里徐徐而出,潺潺流水飞落下来,洒向下面的池塘。

“艾什利先生天天坐在这里观赏喷泉,”男子又说,“他很喜欢看水。他就坐在那棵树下,春天这儿很美,伯爵夫人可以从她上面的房间喊他。”

他又指了指栏杆石柱,妇人便走进房间,过了一会儿,出现在男子刚才指的阳台上,她打开这间房子的百叶窗。水继续从贝壳中往外流,既不飞快,也不往外涌,只是轻柔地溅在小池中。

他继续说:“夏天,艾什利先生和伯爵夫人总坐在这儿,边进餐边欣赏喷泉,我总是候在他们身边,总是拿两个托盘来放在这张桌上。”他指了指那张石桌和旁边静立的两把椅子,又接着说,“他们饭后总在这儿喝点大麦茶,日复一日,天天如此。”

这时他停下来,用手抚摸着那把椅子。一种压抑感涌上我的心头,回廊里阴冷得如同墓穴,空气死一般的沉寂,如同那紧闭的房间里的气息。

我想起了安布鲁斯在家时的情景。夏日,他不着外套,戴着那顶遮阳的旧草帽,四处踱步。我似乎看见了那顶草帽,帽檐斜压着前额,我好像还看到他站在小舟上,卷起双袖指着远洋深处的某个地方。我还依稀记得他是怎样伸出长长的手臂,将在舟边游泳的我拽上小船的。

“是啊,”那男子似乎在自言自语,“艾什利先生就坐在这把椅子上,观赏着泉水。”

妇人又回来了,穿过游廊,关闭了喷泉。水流停止了,铜像男孩低头望着一只空空的贝壳,一切又陷入沉寂。刚才瞪着眼睛望着喷泉的孩子突然弯下腰,小手在地下圆石中一阵扒拉,捡起几个链花豆荚,扔进池中,妇人呵斥了他几句,把他推到墙边站着,随后捡起一把扫帚开始打扫庭院,她的举动打破了死寂。这时她丈夫碰了碰我的胳膊,轻声问:“你想不想去看看先生临终时的房间?”

我怀着一种同样虚幻的感觉,跟随他踏上宽敞的楼梯,来到楼上。这儿的房间远比楼下的简朴,摆设很少,在柏树小道偏北的一端,有一间房子简陋空荡,像是僧屋。墙边靠着一个很简单的铁制床架。床边有一只大口水罐,还有一架屏风。壁炉上方有一张挂毯。墙上壁龛里是尊跪立的圣母玛丽亚雕像,紧握双手在祈祷。

我朝床上望去,毛毯整齐地卷放在床脚,两个去掉了枕套的枕头叠放在床头。

男子悄悄地说:“他死得非常突然,知道吗?当时他在发烧,身体很虚弱。但就在前一天,他还强打精神起床坐在喷泉边。不行,不行,伯爵夫人说,你不能这样,这样病情会加重的,你得休息。但他很固执,不听她的。当时医生来来往往,瑞纳提先生也来了,他一个劲儿劝说他,但他根本不听,粗暴地大喊大叫,就像个孩子,又一下子不作声了。原来那么强壮的人,变成这样,真令人遗憾。第二天一早,伯爵夫人跑来我房间喊我。我当时在屋里睡觉,先生。她脸色苍白,就像那白色墙壁。她急促地对我说,吉斯普,他快不行了,我看他要死了。我随她进了屋,只见他躺在床上,双目紧闭,虽然还在喘息,但很吃力,你知道,那不是真正的睡眠,我们赶紧叫来了医生,但艾什利先生再也没有苏醒,他在昏迷中去世。我陪伯爵夫人点上蜡烛。修女们来到时,我又看了看他,他的狂躁已经消逝,他脸上平静、祥和。我真希望你也能看见他那时的神情,先生。”

男子双目含泪,我又回头望了望那张空床,似乎什么感觉也没有了。麻木已经消失,我感到的只有冰冷与残酷。

“你前面说的狂躁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是伴随高烧的狂躁,大约有过两三次。发作的时候,我不得不将他摁在床上,而且狂躁又引发腹痛,”他指着自己的腹部说,“他痛得很厉害,之后便是昏迷,神志不清。说真的,先生,实在是令人难过,看到这么强壮的一个人变得如此无助,真是难过。”

我离开了这间如同空坟的房屋,听见男子关了门窗。“难道毫无办法吗?”我又问,“那些医生就无法止痛吗?艾什利夫人,她就眼睁睁看着他死去?”

他迷惑不解地看着我:“你说什么?先生。”

“是什么病?持续了多久?”

“我说过了,死得很突然,临终前发作过一两次。整个冬天,他都不太舒服,还有点忧郁,根本不像一年前的他,他刚来别墅的时候,非常幸福快乐。”

他边说边又打开一些窗户,我们来到外面的大平台上,这里有许多雕像,平台尽头是个长长的石栏杆。我们穿过平台,倚在栏杆边,俯视着下面的小花园,花园内枝叶修剪得很整齐,不时飘来玫瑰与夏日茉莉的芳香,远处可见一眼又一眼的喷泉,宽阔的石阶路通向每一座花园,层层叠叠,向远处延伸。尽头是那堵高墙,墙边种了一圈柏树,围绕着整个家园。

我望着西斜的太阳,余晖斜照在平台与静寂的花园内,甚至那些雕像也被抹上了一层玫瑰色。我倚在栏杆上,突然感到这里有种前所未有的祥和。

我手扶着的石栏还带着余热,一只蜥蜴从石缝中蹿出来又钻进墙根去了。

紧跟在我身后的那男子充满敬意地说:“宁静的夜晚,桑格莱提别墅的花园非常美,有时伯爵夫人会吩咐让喷泉喷水。月圆的日子,他们夫妇俩常吃过晚饭在这平台上漫步。那是去年他生病前的事。”

我站在那儿凝视着喷泉,水池中还有睡莲盛开。

“我想,”那男子慢悠悠地说,“伯爵夫人大概不会再回来了。这件事对她打击太大,这别墅里充满了回忆。瑞纳提先生告诉我们说,别墅要被出租,或者很可能卖掉。”

他的话一下子将我拉回到现实中,这寂静的花园,玫瑰的芳香与落日的余晖已使我一瞬间着迷了。

“谁是瑞纳提先生?”我问道。

他和我一起转身朝别墅走去。“瑞纳提先生为伯爵夫人安排一切事务,”他解释说,“她的商务钱财等等。他认识伯爵夫人很久了。”这时那位农妇怀抱孩子走上了平台,男子很不高兴地皱起眉头,对她挥了挥手,显然他们站在那儿很不合适,他看了很不舒服。她退回到别墅里,去把窗户一扇扇关紧。

“我想见见瑞纳提先生。”我说。

“我把他的地址给你,他英语讲得很棒。”

我回到别墅,穿过一间间房,背后的百叶窗一扇扇关闭。我从口袋里摸出一些钱,似乎我是这块陆地上某个不经意的过客,出于好奇参观一所别墅并盘算着买下它。这并不是真实的我,并非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来探访安布鲁斯生活与亡故的地方。

“谢谢你为艾什利先生所做的一切。”我将几枚硬币塞入他手中。

泪水又一次涌上他的眼眶。

“我很难过,先生,”他说,“非常难过。”

最后一扇窗户也关上了,那妇人与孩子一起来到大厅,这时空房和楼梯的拱门再度变得阴暗,看上去如同墓穴的入口。

“那他的衣物、书籍和卷宗呢?”我问道。

那男子有些紧张,回过头问他的妻子,两人一问一答说了一阵,她面无表情地耸了耸肩。

“先生,”男子对我说,“伯爵夫人走的时候,我妻子帮她收拾东西,她说夫人带走了一切,艾什利先生的所有书籍、衣物都装进了一只大箱子,什么也没留下。”

我看了看这夫妻俩的眼睛,他们没有含糊其词,我知道他们在讲实话。

“你难道一点都不知道艾什利夫人去哪里了吗?”

他摇了摇头:“我们只知道她离开了佛罗伦萨。葬礼之后,伯爵夫人就走了。”

他打开沉重的前门,我走了出去。

“他埋在哪里?”我毫无表情,像个陌生人似的问道。

“佛罗伦萨的新教徒墓地,先生。许多英国人都埋在那儿。艾什利先生并不孤独。”

他们是在安慰我,安布鲁斯有同伴,在墓穴下那个黑暗的世界里,有他自己的同胞带给他慰藉。

我第一次不敢面对那个男子的眼睛,它们像家犬的双目,真诚而忠实。

我转过身要走,这时突然听见妇人对她的丈夫大喊着什么,他还没来得及关门,她就又冲回别墅,打开了墙边的一个大木箱子。然后,她手里拿着样什么东西给了她丈夫,他又转交给我。他无限宽慰似的,紧张的面容一下子舒展开来。

“伯爵夫人忘了一样东西,”他说,“你拿走吧!先生,这就是给你的。”

这是安布鲁斯的那顶宽边帽子。在家时,他常戴着它遮阳,帽子太大,其他人都不适合戴。我把帽子拿在手里,翻来覆去,注意到他们焦灼的眼神,似乎在期待我说些什么。





5





我已记不清是怎么回到佛罗伦萨的,只记得当时太阳已西沉,天色很快暗淡下来,且和家乡不同,连一点暮光都没有了。路边沟渠里,也许是蟋蟀之类的昆虫在单调乏味地吟唱。时不时有赤脚的农夫,背着筐子从我们身边走过。

一进市区,顿感空气又闷热起来,远不如山区那么凉爽清新。虽然不像白天那样尘土飞扬,酷热难当,然而房顶和墙壁长时间吸收的热量都在夜间散发出一股沉闷的热气。午间的疲乏,以及下午枯燥的活动又被注入了更为紧张而有生气的活力。那些来往于车辆与街道之间的男女像是别有所图,好像一整天都躲在自己安静的房内睡觉,现在他们出来溜达,就像猫夜里在城市中觅食。街边的小摊烛光闪烁,围满了顾客,他们在杂货堆里挑挑拣拣。披着披肩的妇女们拥挤在一起。她们喋喋不休,声音响彻街头。小贩们竭尽全力吆喝着自己的货物。叮当的钟声又响起来了,现在,这种喧嚣在我看来亲切多了。教堂的门被推开,能看到里面的烛光,在铃声的召唤下,人们三五成群地挤入教堂。

我叫车夫在大教堂旁边的广场停下,给他付了车费。嘹亮的钟声持续不断地响彻在空洞沉寂的夜空。我很盲目地和人群一起涌入大教堂,在一根柱子旁站了会儿,睁着眼睛努力在黑暗中张望,一个跛脚老农夫拄着拐杖站在我身边,老眼昏花地盯着神坛,嘴唇翕动,双手颤抖。我的四周全跪着围着披肩、神秘兮兮的女人,她们跟着牧师大声地吟唱着祈祷文,粗糙的双手忙着拨弄珠子。

我左手还拿着安布鲁斯的帽子,在这座大教堂里,此时的我相形之下已显得无足轻重。这是一座美丽而冰冷、充满血腥的城市,我只是它的一个过客。望着牧师面对神坛的虔诚,听他以古老而庄严的神情吟诵着听不懂的祈祷文,我这才恍然醒悟,一下子意识到自己惨重的损失。安布鲁斯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他永远离开我了,再也见不到他的微笑,听不见他的笑声,感受不到按在我肩上的那双手了。他的力量,他的理解都永远离我而去,再也见不到这个受人尊敬爱戴的人了,再也看不见他弓着身子蜷坐在椅子上,或拄着手杖俯视大海的样子。我又想起了桑格莱提别墅,他亡故的那间空屋子,还有那座神龛里的圣母像。某种迹象表明,他去世的时候已不再属于那间屋子,不属于那栋住宅和这个国家。他的灵魂已回到了自己的故国,回到那熟悉的山脉丛林,回到他深爱的花园和大海的涛声中。

我转身走出教堂来到广场,望着身边耸入云天的圆屋尖顶与塔楼,我从巨大的悲痛与哀伤中苏醒,意识到自己竟一天都没有吃饭。我把思绪从死者拉回到现实中,在教堂边找了个地方用了点餐。吃饱后,便开始去找瑞纳提先生。别墅里那个善良的仆人已给我写了他的地址。我问了两个人,指着纸条上的地址艰难地发音,终于找到了他。离我的小旅馆不远,走过一座桥,在亚诺河左岸,我找到了他的住址。河这边要比佛罗伦萨市中心昏暗,也更安静一些,很少有人在街上走动,门窗紧闭,走在圆石街上,我的脚步声清晰可闻。

终于到了他的住所,我摁了门铃,仆人马上开了门,也没问我的姓名就带我上了楼。我们穿过走道,他敲开一扇门,让我进去。我在炫目的灯光下看见一个人坐在桌边椅子上,正翻阅卷宗,我一进去,他就站起来打量我。他比我矮一点,大约四十岁左右,苍白而瘦削的脸上长着一个鹰钩鼻。他脸上的表情就像一个人对傻子或他的敌人怜悯时一样,是目空一切的,鄙夷的。但我更注意的是他那深陷的黑色眼睛,他一见我竟闪现出一丝似曾相识的惊异,不过马上又恢复平静。

“是瑞纳提先生吗?我是菲利普・艾什利。”

“是我,”他说,“请坐吧!”

他的声音冷冰冰、硬邦邦的,意大利口音不是很浓。他推给我一把椅子,我盯着他问:“看见我你是不是很吃惊?你不知道我在佛罗伦萨?”

“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他说话很谨慎,不过这或许是他的英语水平不高的缘故。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接着问。

“我想我很清楚你们的关系,你是新近亡故的安布鲁斯・艾什利的堂弟,要么侄子,对吧?”

“堂弟,”我说,“而且是他的继承人。”

他手里夹着一支钢笔在桌上轻轻拍着,好像在打发时光,又像是分散注意力。

“我去过桑格莱提别墅,也看了他亡故的房间,仆人吉斯普非常友善,他把详细情况都向我作了介绍,并让我来找你。”

是我的幻觉吗?那双黑色的眼睛露出一种掩饰的神情。

“你来佛罗伦萨多久了?”他问。

“有几个小时了,下午到的。”

“你是今天才来的?那你表姐瑞秋还没见到你吧。”他握笔的手松弛下来。

“还没有,”我说,“别墅的仆人告诉我,葬礼结束的第二天她就离开了佛罗伦萨。”

“她离开了桑格莱提别墅,但没有离开佛罗伦萨。”

“那她还在这儿,在这座城市里?”

“不,她现在走了,并希望我将别墅出租,或者可能的话,卖掉它。”他的神情冷漠而矜持,好像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提前斟酌一番。

“那你知道她现在在哪里吗?”我反问。

“我不清楚,她是突然离开的,离开时毫无打算,只是告诉我,她对未来有所打算的时候,会给我来信的。”

“她会不会和朋友在一起?”我冒昧地问道。

“也许吧!我不清楚。”他说,“大概不会。”

我有一种感觉,就在今天或者昨天,她都一直和他在这间屋子里,他了解的情况远比告诉我的要多。

“瑞纳提先生,你知道,从仆人嘴里得知我堂兄的死讯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这一切都像一场噩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得病为什么不通知我?”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你堂兄的死很突然,对我们大家来说也是个打击。他是病了,但我们没想到会那么危险,其他外国人在这儿过夏天都会发烧并感到身衰体虚,他自己也抱怨头很痛。伯爵夫人,应该说艾什利夫人,对他很关心,但他确实病得不轻,也不知何故,他一下子对医生产生厌恶情绪。每天艾什利夫人都希望他有所好转,当然,她也不希望你和他英国的朋友们过分担心。”

“但是我们很担心,正因为如此,在我收到他的信之后我便赶来佛罗伦萨了。”

我的做法也许有些轻率鲁莽,但我已经不在乎了。我隔着桌子把安布鲁斯写给我的最后两封信递给他,他仔细读了一遍,表情丝毫没有变化,又把信还给我。

“嗯,”他语气十分平静,毫不惊异,“艾什利夫人就怕他写些这类的东西,到最后几周,他变得举止怪异,医生担心出意外,才提醒她的。”

“提醒她?”我问,“提醒她什么?”

“说他脑子里大概有什么东西压迫着,肿瘤之类的东西,在长大扩散。这是他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一阵恐惧涌上我的心头,脑瘤?那我教父的推测是对的了,先是菲利普伯父,再是安布鲁斯,然后是⋯⋯为什么这意大利人盯着我的眼睛?

“医生说就是肿瘤导致他死亡的吗?”

“毫无疑问,”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脾气暴躁,高烧后会倍感虚弱,当时两个医生在场,其中一个是我的家庭医生,我可以把他们叫来,你随意问就是了,其中一个会点英语。”

“不,”我慢吞吞地说,“没有必要了。”

他打开抽屉取出一张纸来。

“我这儿有张死亡证明书的复印件,是他们两个签的字,你看一下吧!一张已经寄到康沃尔那儿了,第二张要寄给你堂兄的遗嘱委托人,尼古拉斯・肯达尔先生,就在康沃尔,洛斯维斯附近。”

我低头扫了一眼死亡证明书,无心细看。

“你怎么知道尼古拉斯・肯达尔就是我堂兄的遗嘱委托人呢?”

“因为你堂兄安布鲁斯拿着一份遗嘱复印件,”他答道,“我看过好几遍了。”

“你看了我堂兄的遗嘱?”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很自然,作为伯爵夫人,也就是艾什利夫人的委托人,我的责任就是看她丈夫的遗嘱,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结婚不久,你堂兄就给我看了他的遗嘱,我这儿还有一份复印件。当然,我不可能拿给你看,这是你的监护人肯达尔先生的事,你一回家,他就会给你看的。”

他知道的比我知道的多,竟然知道我的教父就是我的监护人。大概是他口误,没有哪个男子过了二十一岁还有监护人的,我现在都二十四了。当然,这无足轻重,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安布鲁斯的情况,有关他的病因和他死亡的情况。

我执拗地说:“这两封信绝不是一个神志不清的病人写的,而是一个人在周围人都对他充满敌意极度无助时写的。”

瑞纳提先生平静地看着我。

“艾什利先生,它们确实出自一个神志不清的人之手,”他说,“请原谅我的直率,在最后几周,我是现场目击者,而你却不是。那段经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好受,尤其是他的妻子,你看他第一封信里说的话,她并没离开他。我可以发誓,她确实昼夜不停守护着他,要是换了其他女人,早就会找些修女来伺候,而她却不遗余力独自照顾他。”

“可这一切并没有起什么作用,”我又说,“你瞧瞧这些信,看这最后一行,‘她已经对我下手了,瑞秋,我的冤家⋯⋯’你又怎么解释呢,瑞纳提先生?”

当时,由于激动,我提高了嗓音。只见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拉了拉铃,出来个仆人,他发了句话,那人回来的时候拿着一个杯子,还有酒和水。他给我倒了一些,然而我一点都不想喝。

“怎么解释呢?”我又问。

他没有回到座位上,而是走到墙边,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

“艾什利先生,你了解点医学史吗?”他问。

“不了解。”我说。

“瞧,在这儿能找到你要找的信息,或者你也可以去问一些医生,我非常乐意给你提供他们的地址。有一种特殊的脑部疾病,首先是脑瘤不断扩大,病人被各种幻觉所折磨,比如他会想象自己被人监视,而他最亲近的人,比如说妻子,要么背叛了他,要么不忠诚,或者想偷走他的钱财。一旦得上这种病,任何爱心或者劝说都不会消除他的疑虑。如果你不信我,也不信这里的大夫,那你回去问问你的同胞,或读读这本书。”

他多么能言善辩,多么冷漠而自负。我能想象出安布鲁斯躺在桑格莱提别墅里的那张铁床上,备受病痛折磨倍感困惑的时候,这个人就在一旁观察他,逐个分析着病症,也许就在那架三折的屏风后面。我不知道瑞纳提所说的对不对,我只知道自己心里对他很反感。“为什么不通知我来?”我又问道,“信不过她为什么不叫我来呢?我是最了解他的。”

瑞纳提“啪”的一神把书合上,放回了书架。

“你太年轻了,不是吗,艾什利先生?”他说。

我盯着他,不明白他的意思。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问道。

“一个深情的女人是不会轻易让步的,或许是自尊,或许是任性,随你怎么认为。无论怎么说,她们的感情要比我们的纯朴,她们很执着于自己的所思而绝不退让。我们男人有自己的战场,艾什利先生,但女人同样也会战斗。”

他那深邃的眼睛冷冷地盯着我,我无言以对。

“如果我在这儿,他也许不会死。”我说道,然后站起身朝门口走去。瑞纳提又摇了摇铃,便有仆人进来送我出门。

“我已经给你的监护人肯达尔先生写过信了,”他又说,“我已详细解释了所发生的一切。我能为你再做些什么?你要在佛罗伦萨久留吗?”

“不,”我说,“我干吗要待在这儿?没有什么能让我再留在这儿了。”

“如果你想去看一下坟墓,我可以给新教徒墓地的看守带张条儿。墓地修得很简朴,还没有石碑,不过准备最近就立。”

他回到桌边给我写了个条儿。

“你打算在碑石上刻什么?”我问。

他沉思了一会儿,这时,门口的仆人把安布鲁斯的帽子递给了我。

“我想,最好写成‘纪念安布鲁斯・艾什利先生,瑞秋・科林・艾什利亲爱的丈夫’。当然,还有日期。”

我知道自己一点也不想去墓地,不愿看见他的墓,不愿看见埋葬他的地方。他们可以为他立一块碑,以后愿意的话,还可以献上一些鲜花,但安布鲁斯一无所知,也不会在乎这些东西,他将永远跟我在一起,在自己的家乡,在自己的国土上安息。

“如果艾什利夫人回来,”我慢吞吞地说,“就告诉她我来过佛罗伦萨,我也去过桑格莱提别墅,见过安布鲁斯去世的地方。你还可以和她说说安布鲁斯写给我的那些信。”

他冷漠地向我伸出手,他的举止就像他本人一样冰冷生硬,而且依然用那种高深莫测的目光凝视着我。

“你表姐瑞秋是个易冲动、感情用事的女人,她离开佛罗伦萨时带走了自己的一切财物,恐怕永远不会回来了。”

我离开那所房子,回到了黑暗的街上,觉得他那双眼睛似乎还在窗后追随着我。我回到圆石街,走过小桥,在回客栈睡觉之前,又一次站到了亚诺河边。

整座城市都沉睡了,我是唯一的浪子。庄严的钟声已静寂无声,只有河水在桥下汩汩地流淌,水流似乎比白天轻快,好像在经受了太阳和酷热长时间的压抑之后,在这安静的夜晚终能够放松了一样。

我凝望着河水,看着它流淌,涌动,最后消失在黑暗中。桥上灯光微弱,依稀可见河水泛起一个个黄褐色的泡沫。突然,随着水流的缓缓转动,一只狗四脚朝天地浮出水面,穿过桥底,流向远方。

我在亚诺河边暗暗发誓。我发誓:无论安布鲁斯临终前如何遭受痛苦与磨难,我都要让那个造成这一切痛苦的女人全部偿还。我根本不相信瑞纳提的谎言,我只相信我右手里的这两封信,安布鲁斯最后写给我的信。

总有一天,我会要瑞秋表姐偿还一切。





6





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回到了家乡。那个意大利人没有说谎,他确实给尼克・肯达尔写了信。消息先我而到,教父已告知了庄园上的仆人和佃户。威灵顿已经和马车一起在波得敏等我,马匹都挂着黑纱,威灵顿和马夫也佩戴黑纱,他们俩沉着脸,神情十分肃穆。

我终于回到了家乡,首先感到的是如释重负般的轻松,抑或是跨越欧洲的长途跋涉冲淡了所有的感情。记得我一见到威灵顿和马夫就本能地对他们笑了笑,拍着马背询问是否一切都好。我似乎又成了那个刚从学校回来的少年。老马夫举止有些呆板,表现出一种从没有过的拘谨。小马夫毕恭毕敬地打开马车的门。“菲利普先生,您这次回家一定很伤心。”威灵顿说。当我问及斯考比和家里其他人的情况时,他摇着头对我说,他们和所有的佃户都非常悲伤,自从大家得知这个坏消息,整个社区陷入悲痛之中,教堂在所有星期天都挂着黑纱。威灵顿还告诉我,给大家打击最大的是,肯达尔先生告诉他们说主人被埋在意大利,不可能运回家乡埋葬了。

“菲利普先生,对这一点,我们都很不满意,我们认为艾什利先生并不愿意被埋在异国他乡。”

我无言以对,默默上了马车,让他们送我回家。

真是奇怪,一看见自家的房屋,过去几周的感情波动及疲劳之苦顿时烟消云散,所有的紧张和压力都一扫而空,尽管经历了长途舟车劳顿,我却感到很轻松、很安逸。现在是下午,日照西窗,阳光洒满灰色的屋墙。马车经过二道门,爬上山坡来到家门口,那几只狗在那儿等着迎接我。可怜的斯考比像其他佣人一样,臂上戴着黑纱,当我与他握手时,他几乎要崩溃了。

“菲利普先生,你走得太久了,”他说,“我们真担心你会像艾什利先生一样发高烧。”

我进餐时,他在一旁服侍,充满了无限的关怀,十分担心我的身心状况,担心我的身体。令我庆幸的是,他没有问一些类似于我欧洲之行以及主人的病情和死因的问题,而是一个劲儿说他自己和家里人对此事的反应。譬如钟声如何响了一整天,牧师说了些什么,都有谁送了花圈。他的叙述中时不时插入对我一种新的称呼方式,我是菲利普“先生”,而不再是菲利普“少爷”了。我注意到马车夫们在称呼上也有同样的改变,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然而奇怪的是,我却为此感到心里暖融融的。

用餐完毕,我上楼去自己的房间看了看,又下楼去了书房,然后踱到院外,心里充满了一种令人奇怪的愉悦之情。这是我自安布鲁斯去世以来想都不敢想的,因为当离开佛罗伦萨时,我已陷入了极端落寞的境地,心如死灰,对生活再无追求。穿越意大利和法国的时候,脑海里满是挥之不去的幻觉。我看见安布鲁斯坐在桑格莱提别墅的树荫下,在金链花树旁,欣赏着喷泉;我看见他在楼上那间空荡荡的道士房里,靠着两只枕头艰难地喘息;而我的眼前总是那可恶的我从未见过面的女人模糊的影子,似乎能听到她的声音,看到她的样子,她是那样的变幻莫测,令人捉摸不定。佣人吉斯普和瑞纳提都爱叫她伯爵夫人,而不是艾什利夫人,这给她罩上一种光环,完全不同于她最初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另一个帕斯考夫人。

从别墅回来以后,那女人在我心目中已变成一个庞然怪物。她有黑刺李般深黑的眼睛,像瑞纳提一样的鹰勾鼻。她像一条蛇,悄悄地在腐臭的别墅房间里蠕动。我隐约可见,他一停止呼吸,她便把他的衣服书籍以及最后的财物都装进箱子,简单交代两句,然后偷偷溜走。她可能去了罗马,也可能是那不勒斯,也许就躲在亚诺河边的那间屋子里,在窗后狞笑。所有这一切幻觉都伴我穿过大海,来到丹佛。现在我终于回到了家,这一切幻觉便如噩梦般在晨光中消失,愁苦也随风而去。安布鲁斯又和我在一起了,他不再受苦,不再受难,他好像根本就没去过佛罗伦萨或意大利,似乎他就死在自己的家园,和他的双亲,还有我的父母葬在一起,现在,我终于可以摆脱痛苦了。我仍很忧伤,但不再悲痛,我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四周充满了家的气息。

我出门来到田野,农夫们正在收割,一堆堆谷物被运上马车。他们看见我,都停下手里的活。我走上前去,跟他们交谈,老比利・洛威从我记事起就是巴通庄园的佃户,一直叫我菲利普少爷,今天见到我,先行了个举手礼,正在帮忙的他的太太和女儿见到我也行了屈膝礼。“先生,我们都很想你。”洛威说,“我们似乎不该在你没回来的时候收粮食,现在你回家了,这就好了。”要是在一年前,我会与其他人一样挽起袖子,抓起一把草叉帮他们干活。但现在我没有这么做,似乎他们和我觉得这样做大家都会感到不合适似的。

“真高兴回家了,”我说,“艾什利先生的死不论对我还是对你们,都是件十分悲伤的事,但现在我们要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继续生活下去。”

“是的,先生。”他又行了个礼。

我又和他们聊了一会儿,就唤狗一起离开了,一直等我走到篱笆墙根前,他才叫人们继续干活。我走到住宅与坡地之间的小马场,停下来回头朝地陷的篱笆望去,那边远山的背景下,映出一辆马车的剪影,天边静候的马匹,点点人影隐约可见,一堆堆稻草在落日的余晖中闪着金光。海水湛蓝,随着潮汐拍打岩石,又由蓝变紫,展现出一幅涨潮时常有的深色画面。捕鱼的船队出发了,迎着岸边的微风向东驶去。我到家的时候,房屋已笼罩在暮色之中,只有钟塔顶上的风标还闪着一丝亮光,我慢悠悠穿过草地来到门口。

窗口还没有关,显然是斯考比还没有吩咐佣人关。看着这扇敞开的窗户,轻风中飘动的窗帘,想象着窗子后面所熟悉而喜爱的那一间间房间,我倍感亲切和温暖。烟囱里的炊烟袅袅而上,直冲云霄。一群小狗正在书房的窗下玩着,那只老猎犬老多恩,已经又老又迟钝,没法跟我一块儿出去,这时见我走近,便慢慢转过头来,朝我摇着尾巴。

自我得知安布鲁斯的死讯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到自己所看到的所仰慕的一切竟然都属于我。我无须与任何其他活着的人分享,这些高墙、门窗、屋顶,还有正敲七点的那座钟,这座宅院所有活生生的一切,都属于我,只属于我。脚下的草地、周围的树木、身后的山丘、牧地与丛林,甚至那边正在收割的男男女女,都是我继承的财产,都归我所有。

我走进书房,双手插在兜里,背对着敞开的壁炉。站在那边的狗习惯性地跑进来卧在我脚下。斯考比进来问我,明天早上要不要给威灵顿安排些什么,我用不用马车,需不需他给吉普西备鞍。我说不必了,还没有什么打算,早餐之后,我会自己叫威灵顿的,并告诉他希望在常规时间叫我,他答了句“是,先生”便退了出去。菲利普少爷已一去不返了,现在回来的是艾什利先生。这种感觉真是奇妙,它时而令我谦卑,时而令我自豪,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信和力量,颇为振奋。这种感受如同一个备战的士兵接受了作战命令的心情,这种主人翁感、自豪感、归属感,如同长年累月被降级使用的将军委以重任后的感受。与军人不同的是,我永远不必放弃自己的指挥权,我可以终生发号施令。当我站在书房壁炉前意识到这一切时,我体会到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这种感觉阵阵袭来。突然,不知道什么熟悉的声音把我从沉醉中惊醒,也许是狗动了一下,也许是炉中余烬落下,也许是楼上佣人在关窗户时发出的声音——我记不清到底是什么。我唯一记住的就是那晚上的自信心,那股已在心底沉睡多年后苏醒的自信感。晚上,我早早入睡,彻夜无梦。

第二天,我的教父尼克・肯达尔带着露易丝来了,由于再没有其他近亲,财产除了分给斯考比和其他佣人,以及给社区穷人和那些孤儿寡母的常规募捐部分,所有的庄园和财产都留给了我。尼克・肯达尔在书房单独宣读了遗嘱。露易丝在花园里散步。除了法律语言较为繁琐,一切都简洁明了。只有一件麻烦事,那个意大利人瑞纳提说对了,尼克・肯达尔被指名为我的监护人,因为要到我二十五岁,庄园才真正属于我。

“也许安布鲁斯坚信一点,”我的教父摘下眼镜把遗嘱递给我时说道,“任何一个年轻人只有到了二十五岁才能真正了解自己。在你长大成人之前,你可能会染上吃喝嫖赌的恶习,这种二十五岁继承遗产的条款,是一种制约。你还在哈罗的时候,我就帮他起草了遗嘱,尽管你没有染上这些恶习的迹象,但安布鲁斯仍坚持要留下这一条款。他总说,‘这不会伤害菲利普的,相反会使他懂得谨小慎微。’事实上,这点事不会影响你什么的,只是你还得和以往一样,如果庄园有开支或者自己需要零用时,就得找我要钱。不过也就七个月,你的生日是四月份,对吗?”

我答道:“你该知道的,你是我教父。”

“你这个小家伙,”他笑道,“安布鲁斯从牛津回来时,你瞪着迷惑的眼睛望着牧师,安布鲁斯拧你的鼻子逗得你哭了,惹得他婶婶也就是你母亲不大高兴。后来他还要求你可怜的父亲和他赛船,他们从城堡一直划到洛斯维斯,回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浑身透湿。菲利普,你是不是感觉到你缺少双亲,我经常想,你没有母爱,这对你太残酷了。”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多想,除了安布鲁斯,我谁也没需要过。”

“这是错的,过去我常对安布鲁斯这么说,但他不听我的,这屋子应该有其他人,有个持家的人或任何一个远亲什么的。你从小身边没有女性,一旦结婚,太太的日子会很难过。早饭时,我还跟露易丝说起这事来着。”

他一下住了口,显得——如果教父会显得这样的话——有点不舒服,似乎发觉自己说得过多了。

“没关系,”我说,“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到时候我妻子可以照料一切。不过不大会有这么一天的,我太像安布鲁斯了,我懂得婚姻给他带来了什么。”

教父沉默了。于是我对他讲了别墅之行,讲了见瑞纳提的经过。他听完我的叙述,给我看了那个意大利人写给他的信。正如我所料想的一样,信里冷酷而夸张地叙述着安布鲁斯的病情和死亡,其中还提到他个人深深的遗憾以及那个寡妇的震动与伤痛,他认为,这事给那寡妇造成了无法慰藉的悲痛。

“无法慰藉?”我对教父说,“葬礼第二天,她就走掉了,像贼一样带走了安布鲁斯的所有财物,只忘了他的那顶旧草帽,毫无疑问,草帽又破又旧,毫无价值。”

教父一阵咳嗽,浓密的双眉拧在一起。

“菲利普,你总不至于吝惜那些书籍和衣物吧?别计较了,除此之外,她已别无所有了。”

“你什么意思,她别无所有?”我问。

“好啦,我已经给你念了遗嘱,”他答道,“现在遗嘱就在你面前,就是我十年前所起草的,没什么变化。你看,并没有因为婚姻而附加什么内容,其中没有给予妻子任何财产安排。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我一直以为会有句话,至少有某项条款,这是常理。大概他长期在国外,总想着要回来,便忽略了这类事情,接着他的病给这一切都画了个句号。令我感到有些吃惊的是,那个你所厌恶的意大利人,他丝毫未提到艾什利夫人的产权问题,这显然有些微妙。”

“产权问题?天哪!我们明知是她把他逼死的,还谈什么产权。”

“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教父回了一句,“如果你想继续以这种方式谈论你堂兄的遗孀,我可不想再听了。”他站起身,开始收拾文件。

“那你相信肿瘤的说法?”

“我当然相信,这里有那个意大利人瑞纳提的亲笔信,还有两个医生签名的死亡证明书,我还知道你菲利普伯父是怎么死的,而你不知道。症状太相近了。接到安布鲁斯的信,你前往佛罗伦萨去的时候,我就担心会是这样。可是你去得太晚了,没能赶上,这实在是件很难过的事。但是谁也没办法,不过现在我这么想想,也不见得是不幸,相反倒是件好事,因为这样你就见不到他受罪的样子了。”

这个老家伙这么固执、愚蠢,我真想揍他一顿。

“你还没有看第二封信呢,就在我走的那天早晨来的,你看看吧!”

信还在我上衣的口袋里,我递给他,他又戴上眼镜看信。

“很抱歉,菲利普,这令人心碎的草草笔迹,也不会改变我的看法。你必须面对现实,我和你一样深爱安布鲁斯,他的死使我失去了一位最珍贵的朋友。一想到他精神上的折磨,我就跟你一样悲伤,甚至比你更悲伤,因为我毕竟见过先例。你的困扰就在于你敬慕和深爱的人在死前变成了另一个人,你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他在生理上、心理上都得了病,无法对自己所说所写的东西负责。”

“我不相信,”我说,“我无法相信。”

“既然你不相信,那我也无须多说了,但看在安布鲁斯的份上,看在这座庄园以及这个地区所有了解和爱戴他的人的份上,我希望你不要用这种观点影响别人,这会使大家感到更加悲痛,如果这种说法传到那寡妇耳朵里,她也许会非常讨厌你,甚至有权告你诽谤罪。如果我像那位意大利人一样做她的代理人,我将毫不犹豫地这么做。”

我从没有听过教父用如此严厉的口气跟我说话,他是对的。关于这一话题,已无需再说,我得到了教训,不会再旧话重提。

“我们去叫露易丝吧!”我直截了当地说,“我想她在花园逛的时间够长了,你们两个最好留下来和我共进晚餐。”

吃饭时,教父一言不发,对于我所讲的话,他依然很震惊。露易丝不停地问我旅途上的事,问我对巴黎,对法国乡村,对阿尔卑斯山和佛罗伦萨的印象。我不经意地回答着,以免冷场。她很机敏,意识到有点什么不对劲。饭后,教父唤来斯考比和其他佣人,告知他们财产的分配情况,我和露易丝在客厅坐着。

“教父对我不太满意。”我给她讲了前面我们的谈话,她用一贯的挑剔而好奇的神情望着我,头昂着偏向一侧。“我认为,”等我讲完她就说,“你是对的,我敢说可怜的艾什利和他妻子都不幸福,但他自尊心太强,病倒之前,不愿写信告诉你。接着他们可能吵架了,一瞬间什么都发生了,于是就给你写了这些信。佣人们怎么讲她的,她年轻还是年老?”

“我没问过,我想这并不重要,关键是他临死的时候对她不信任。”

她点头称是:“这太可怕了,他一定感到很孤独。”我感到我的心与露易丝更加贴近,也许是她年轻,和我年纪相仿,因此比她父亲敏感,想必他已经老得失去了判断力。露易丝接着说:“你应该问问那个意大利人瑞纳提,她到底长得怎么样,要是我,首先要问这个问题,她第一任丈夫,那个伯爵的情况,你不是告诉我,他是在决斗中死掉的吗?你看,这也说明她很糟糕,也许她有许多情人。”

关于我表姐这方面的问题我却没有想过,我只把她看作蜘蛛一样恶毒的女人。尽管心里充满了厌恶,我这时却忍不住笑了,说:“你这姑娘真是会想象情人的故事,阴暗的门口挂着短剑,秘密楼梯。我应该带你一块儿去佛罗伦萨,你一定会比我了解得更多。”

听我这么一说,她的脸通红。女孩子是多么奇怪啊,我从小到大一直熟悉的露易丝居然也不懂我这是在开玩笑。我接着又说:“不管怎么说,即使这个女人有一百个情人,也和我无关,目前她躲在罗马或那不勒斯,无论她在哪儿,总有一天我要把她找出来,让她偿还这一切。”

这时教父出来找我们,我们便住口不说了。他的情绪好像缓和了许多,无疑,斯考比、威灵顿以及其他仆人,对自己所得的遗赠都感恩不尽,教父也许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仁慈的主人一样。

“以后可要多来看我,”我把露易丝送上马车时对她说,“你对我太好了,我喜欢和你在一起。”这时她脸颊红了,害羞地瞥了她父亲一下,看父亲的反应。真是个傻姑娘,好像以前我们从没有交往过一样,事实上我们之间来来往往都记不清互访过多少次了。也许是我新的地位令她产生了新的印象,可能我还不知道在哪儿的时候,我在她心目中就已经是艾什利先生而不是菲利普了。我回到房里,一想起露易丝・肯达尔,就不由得想笑,几年前,我还常拉她的头发呢,现在她竟以敬慕的眼光望着我。过了一会儿,我就把她和教父都抛在脑后了,离开两个来月,我还有许多事要做。

我打算至少要过两周再去看教父,因为手头还有收割和其他的事情。然而大约刚过了一周,一天中午他的马夫跑来,带来他主人的口信,说让我到他那儿去一趟。说他着凉了,不能出门,但有消息要告诉我。

我想事情并不要紧,于是运完了最后一堆稻谷,第二天下午才去看他。

他独自一人在书房,露易丝不在身边,他脸上的神情有些古怪,一副紧张困惑的样子,看得出来他心烦意乱。

“是这样的,”他说,“现在得做点准备,具体由你决定,她已经乘船到了普利茅斯。”

“谁来了?”我心里已经清楚是谁,还是问了一句。他把手里那张纸递给我。

“这是你表姐瑞秋来的信。”





7





他把信递给我,我看了看那折着的纸上的笔迹,至今都不明白当时想看到点什么。上面有些字是带圈的粗体字,很花哨,很醒目;有些是与此相反的平实的字体,又小又乱,而这仅仅是笔体的问题,和其他信件并无两样,只不过每个字的末笔都拖了一下,使得这上面的字不太好认。

“她似乎不清楚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个消息,”我教父对我说,“她一定是在瑞纳提先生写信之前就离开了佛罗伦萨。好了,你看该怎么办,你说完,我再说我的想法。”

我打开信,信是九月十三日从普利茅斯一家客栈寄出的。


亲爱的肯达尔先生:

安布鲁斯常常谈起你,可我万万没想到和你第一次联系就交织着无限的悲伤。今天早上,我从热那亚来到普利茅斯,内心非常沉重,也非常孤独。

我亲爱的人在七月二十日,由于一种急性病发作,在佛罗伦萨离开了人世。我们已竭尽全力,然而我请来的最好的医生也救不了他。早在今年春天,他连续发了好几回高烧,但最后这一次高烧,医生认为是由于脑部某种东西的挤压引起的,这种东西已在脑部潜伏好几个月了,然后一下子爆发出来。他被葬在佛罗伦萨的新教徒墓区,我亲自选的一块地方,那里十分安静,和别的英国人的墓稍微离开一点,周围都是树,想必正是他所希望的。我不想过多叙述我个人的悲痛和孤寂,不想多说什么。您不认识我,我不愿把痛苦强加于您。

我首先考虑的是菲利普,安布鲁斯生前很爱他,他一定像我一样,非常痛心。我的好朋友兼顾问,佛罗伦萨的瑞纳提先生说他会写信向你告知这一切,再烦您通知菲利普。可我很不放心那些从意大利寄往英国的信件,唯恐你们从陌生人那里道听途说此事,又怕你们至今都不知道,为此我来到了英国。我把安布鲁斯的财物全带来了:他的书籍、衣服,还有所有菲利普想要且也应当属于他的东西。请您告诉我怎样处理这些东西,或怎么寄这些东西,告诉我该不该亲自给菲利普写信,我将不胜感激。

我是一时冲动突然离开佛罗伦萨的,但义无反顾。安布鲁斯离去了,我又如何还能再待在那里。至于将来的打算我还没想过。遭受了如此大的打击,我想静下心来好好想想。我原想能早点到英国的,但我准备乘坐的那条船没有按时出发,便在热那亚耽搁了一些时候。我相信,我们科林家族还有别的人,他们世居康沃尔,只是我不认识他们,不打算介入他们的生活,我宁可独处。也许,我只在此稍事休息,便前往伦敦,再作进一步的打算。

请您指教,我该如何处理我丈夫的遗物。

你的最诚挚的

瑞秋・艾什利





我将信读了一遍、两遍,也许有三遍,然后将信递还给教父,他等我开口说话,可我一言未发。

“你看,”教父最后说道,“毕竟她什么也没得到,一本书,甚至一双手套也没得到,这一切全是你的了。”

我什么也没说。

教父又继续说:“她甚至都没有要求来看这里的房子,如果安布鲁斯活着的话,这房子就是她的。当然,你也知道她此次旅行,如果事情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应该是他们俩结伴同行,是她回自己家来,该有多大差别啊!庄园里所有的人都欢迎她回来,仆人们也兴奋地期待着她回来,邻居们也会争相传告——而不是像她现在这样,独自待在普利茅斯的客栈里。她可能讨人喜欢,也可能不讨人喜欢——真说不上,我还没有见过她呢。但关键的一点,她什么也没问,什么也没要求,虽然她还是艾什利夫人。对不起,菲利普,我知道你的想法,而且你也不愿意改变。但作为安布鲁斯的朋友,又是他的委托人,我不能看着他的遗孀孤苦伶仃地来到这个无亲无故的地方而袖手旁观。至少在她作出下一步打算之前,应该为她作些安排。”

我走到窗边,站在那儿。露易丝在院子里,胳膊上挎着一个篮子,正在埂边上剪枯死的花朵。她抬头看见我,向我挥了挥手。我不知道教父是不是也已经给她看了信。

“怎么样,菲利普?”教父说,“你看你要不要给她写封信?随你。我想你不会愿意见她的。如果她接受我的邀请到这儿来,我就不叫你过来了。不过希望你至少能说句话,比如说谢谢她给你把东西带回来,我给她写回信的时候,在后面加一句。”

我离开窗子,回过头来看着他说:“你干吗认为我不想见她呢?我想见她,而且非常想见,如果她是那种冲动的女人,就如同她信中所说——我记得瑞纳提也这样说过她——那么我为何不能冲动呢,我就想冲动,不就是冲动我才去佛罗伦萨的吗?”

“真是这样?”教父眉头紧皱,带着怀疑的神色问道。

“你往普利茅斯写信的时候,”我接着说,“告诉她,菲利普・艾什利已经知道了安布鲁斯的死讯,他在收到了两封信后,去了佛罗伦萨,去过桑格莱提别墅,见过她的佣人们,还见到过她的朋友兼顾问瑞纳提先生,现在已经回来了,并且告诉她,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做事直接,不大讲究礼仪,而且不善言辞,很少与女性打交道,甚至很少与人打交道。如果她想见他,想参观一下她丈夫的家——只要她愿意,菲利普・艾什利的家,随时恭候表姐瑞秋的光临。”我说完,手抚前胸,深深鞠了一躬。

“我怎么也想不到,”教父慢声说道,“你变得如此坚强,发生什么事了吗?”

“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我说,“只是我现在像一匹战马,闻到了血腥味。忘了我的父亲是个战士吗?”

尔后,我便到花园去找露易丝,她对此事的关心比我更甚,我抓住她的手把她拽到草地边的凉亭下。我们像两个阴谋家一样,坐在那儿合计起来。

“你家里不适合接纳任何人,”她一坐下就说道,“更不要说像伯爵夫人——像艾什利夫人那样的女人了。你瞧,我也不由自主称她伯爵夫人,非常自然。况且,菲利普,这地方已经二十年没有女人住过了,你要把她安排在哪间房间里?还有,你想一想那些灰尘,不但楼上都是,就连起居室里都是,我上周就注意到了。”

“这些事倒没多大关系,”我不耐烦地说道,“如果她在意的话,她自己会打扫的,她越觉得糟糕,我就越是高兴。一定要让她知道,安布鲁斯和我们大家一直过着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而不像在那幢别墅里⋯⋯”

“噢,你弄错了,”露易丝大喊一声,“你总不想让人看着像个举止粗野、没有头脑的乡巴佬吧,就像庄园里的那些工人一样,那样你还没和她说话就已经低她一等了。你要记住,她一生都在欧洲大陆生活,已经习惯于高档次的事物。大群的佣人——据说外国的佣人也比咱们这儿的好——而且除了艾什利先生的一些东西,她肯定还带来了大量的衣物和首饰。她肯定从他那儿听说了许多有关这个家的情况,想象着这里的一切都很好,和她自己的别墅一样。菲利普,看在安布鲁斯的份上,你不要把家弄得乱糟糟、脏兮兮的,像狗窝一样难闻。”

该死的,真让我生气。“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对她说,“把房子弄得像个狗窝?这是人住的房子,简朴,但是有家的味道,并且我敢说,永远都会是这样。安布鲁斯和我都不喜欢把房子装饰得花花绿绿的,也不喜欢在桌上弄些摆设,免得腿一碰就摔成一堆。”

她很天真地露出一丝过意不去的神情,倒没什么不好意思。

“对不起,”她说,“我不是有意要惹你生气,你知道我很喜爱你的房子,我对这幢房子充满了感情而且永远都会这样,但我却忍不住把心里想的说了出来,说说怎么样收拾这个家。这么久了,这个家一直没有新鲜的内容,也没有温馨,而且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缺乏一种舒适感。”我想起来了,有天傍晚,她让教父坐在明亮整洁的客厅里,我知道自己也很喜欢那房间,而教父也多半愿意去那个房间,而不是我的书房。

“行了,”我说,“别提什么缺乏舒适感了,这样的家适合安布鲁斯,也适合我。而且,要不了几天——无论她愿意赏光待多久,我想我的表姐瑞秋也会适应的。”

露易丝望着我摇了摇头。

“你真不可救药了,”她说,“如果艾什利夫人是我所想象的那种女人,那么她看一眼这个房子就会躲到圣・奥斯泰尔或者我们这里来。”

“等把她赶走了,欢迎你过来,”我说道,“我会和她有个说法的。”

露易丝好奇地看着我。

“你真敢去问她?那你从哪儿问起呢?”

我耸了耸肩,说:“说不准,等见了她之后再说,我敢肯定她会大喊大叫,或者可能表现得多愁善感,神魂颠倒,甚至歇斯底里。可我不会为她所动,我会看她表演,欣赏她的演技。”

“我认为她不会大哭大叫的,”露易丝说,“她也不会歇斯底里,她会哭着走进这个家并且控制这个家。你不要忘了,她肯定惯于发号施令。”

“她休想在我这里发号施令。”

“可怜的斯考比,我真想看看他脸上的表情。如果她拉了铃而他又没能及时赶到的话,她可能会朝他摔东西,意大利人非常情绪化,你知道吗?他们脾气很坏,我老听人这么说。”

“可她不过是半个意大利人,”我提醒她,“而且我认为斯考比会应付好的,或许上帝连下三天雨,那么她就会得风湿病,整天待在床上了。”

我们像两个孩子一样,在凉亭下笑得不亦乐乎,可我内心并不像表面这么轻松。邀请信已经发了出去,像一次挑战。我发觉自己已经为此后悔了,但我没有对露易丝说。我回到家,看看身边的一切,愈发感到后悔。天啊,这样做简直太荒唐了,如果不是考虑到自尊,我真想回到教父身边,告诉他,给普利茅斯的信中,别提及我说的话。

让那个女人住在这幢房子里,我该如何应付呢?我到底该对她说什么?做什么?瑞纳提能言会辩,她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直接的攻击不一定奏效,那个意大利人曾说过韧劲,还有女性战斗之类的,不知是什么意思。如果她是那种缺乏教养、喧闹的女人,我知道怎样让她闭嘴。如果一位农场里的人和这样一种人纠缠一起,而她控告他违约,那我不久就可以将她打发回德文郡,回到她原来的地方去。可如果她甜言蜜语,阴险狡猾,又具有起伏的胸脯和温柔的眼神,我能对付得了吗?我相信可以,我曾在牛津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我总是能找到最直截了当近乎于粗野的话,毫发无伤地送她们回老家。总的来说,我很有信心,很有把握,一旦和瑞秋表姐正面交锋,我会知道说什么的。但为她来访做准备却纯属假象,就如举手行礼时,热情面孔下隐藏的杀机。

让我吃惊的是,斯考比听到这个消息竟毫无不快之色,好像他早就期待这样了。我简要告诉他,艾什利夫人已经来到英国,随身带来了安布鲁斯的遗物,并且本周内可能前来短暂拜访。他并不像往常那样噘起下嘴唇,而是很认真地听我说着。

“好的,先生。”他说,“你做得很好,很得体,我们大家都很高兴迎接艾什利夫人。”

我掠过烟管看了他一眼,为他那浮华的言辞感到有些可笑。

“我还以为,”我对他说,“你会和我一样,不喜欢这所房子里有女人,当我告诉你安布鲁斯先生已经结婚,她将是这儿的女主人时,你可不是这种态度。”

他显得有些吃惊,这次他的下唇噘了出来。

“先生,那不是一回事,”他说,“从那以后就是一场悲剧,这位可怜的女士守寡了,安布鲁斯先生肯定希望我们能尽可能为她做一切,特别是——”他小心翼翼地咳嗽了两声,“艾什利夫人也根本没有因她丈夫的过世而得到任何好处。”

我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就问了他。

“我周围的人都这么说,先生,”他说,“一切全都留给了你,菲利普先生,什么也没留给那位寡妇。这很不同寻常,在任何一个家庭里,不论多少,总要给寡妇留一份的。”

“我真吃惊,”我说,“你竟会听信一些谣言。”

“这不是谣言,先生,”他很庄重地说道,“跟艾什利家族有关的事就和我们有关,我们这些佣人从没忽视过。”

我似乎看到他坐在自己房间的后面,在他的那间一直被称作管家房的房间里,看到马夫威灵顿、园丁头塔姆林,还有老樵夫,进去和他聊天,一起喝啤酒——当然,年轻的仆人是不允许参与他们的活动的——于是有关遗嘱的事,就在他们嘴里讨论来讨论去,经常是反复讨论,一时解决不彻底。他们时而噘起了嘴,时而摇摇头,一会儿明白,一会儿迷惑的样子。

“这并不是疏忽的问题,”过了一会儿我又说道,“由于艾什利在国外,不在家里,很多事情本身就不好办,他没想到会死在那儿。如果他回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是的,先生,”他说,“我们也这么认为。”

噢,他们又会七嘴八舌谈论那份遗嘱的事,随他们去。但突然,一些痛苦的念头闪过脑海,我不知道,如果我没继承这份遗产,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我,还会有这份顺从吗?还会有敬意吗?还会有忠诚吗?抑或我还是以前那个少年菲利普,一个穷亲戚,住在屋子后面某个角落的某间房间里。我敲空了烟斗,那味真是刺鼻。我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喜欢我,真正为了我而侍奉我的。

“就这样吧,斯考比,”我说,“如果艾什利夫人来访,会通知你的。我不知道哪间房子合适,这事就由你来负责。”

“哎呀,菲利普先生,主人,”斯考比很惊奇地叫道,“为什么不让艾什利夫人住进艾什利先生的房间呢?那再合适不过了。”

我直视着他,一时被他的话惊得哑口无言,赶忙转过脸,唯恐脸上露出内心的真实情感。

“不行,”我说,“那是不可能的,我自己想搬进艾什利先生的房间。早就打算告诉你了,此事我几天前就决定了。”

这是一句谎话,事实上我是刚刚才有这个念头的。

“那太好了,先生,”他说,“要是这样的话,那间蓝房间和化妆室对艾什利夫人更合适了。”说完他离开了房间。

上帝,我不由得想,让那女人住进安布鲁斯的房间,不是亵渎他吗?我坐到椅子上,咬着烟管,感到愤愤不已、心神不定,甚至厌恶自己对此事表现出来的所有关注。让教父传那样的话,简直是发神经,让她到这儿来,更是莫名其妙、不可理喻。我到底是为什么?斯考比这个白痴都有他自己判断孰是孰非的能力。

她接受了邀请,并给教父而不是给我写了一封回信,这一切以斯考比之见,简直是再得体不过了。由于邀请不是我发出的,自然回信也就通过同一渠道。她说她已做好了准备,什么时候方便就去接她,如不方便,她便自己乘驿车来。我又让教父回信说,星期五我会派辆马车去接她,事情就这么定了。

很快到了星期五。那天阴沉沉的,还刮着大风,每年九月份的第三个星期,潮水最大的时候,经常是这种天气。从西南面涌过来的层层乌云低沉着,预示傍晚有一场大雨。我希望下雨,而且是倾盆大雨,同时再加上狂风大作。西部国家的人喜欢这样的雨,可意大利人是不会喜欢的。我前天就让威灵顿驾车出发了,他会在普利茅斯住一晚,然后带她一块儿回来。自从我通知佣人们艾什利夫人来访的消息后,一种不安充满了整个家。甚至连狗也意识到了,跟着我从一间房间走到另一间房间。斯考比提醒我请某位老牧师,他有几年没主持任何宗教仪式了,突然又实行起被遗忘的仪式来。他四处走动,很神秘和庄严的样子,走路的时候脚步非常轻——他甚至给自己买了双软底便鞋——他把一套我此前从未见过的银器摆放在餐厅的桌子上和餐具架上。我猜测,那大概是我叔叔菲利普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他还把大烛台、糖盒、高脚杯放上,另外还把一只插满玫瑰中间是约书亚像的银盆放在中间。

“你什么时候又做起教士助手来了?香水、圣火都准备得怎么样了?”我问道。

他脸上的肌肉动都没动一下,退后几步,审视着这些遗物,面无表情地绷着脸。

“我已经叫塔姆林到花园中去剪了些花来,仆人们现在在后面院子里弄花呢。起居室、蓝卧室、化妆室都应有花。”他说。这时餐厅伙计小约翰摇摇晃晃、吃力地背着另外一对烛台进来,脚下一滑,差点跌倒,牧师很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

那几条狗很沮丧地看了看我,其中一只悄悄爬进大厅,在一把长背椅下面躲了起来。我上了楼,天知道我上次来这间蓝屋子是什么时候的事。这里从来不接待客人,它在我心里总和捉迷藏的游戏联系在一起。那还是很久以前,有次圣诞节,露易丝和教父来这儿,我们一起玩的。我爬进这间静悄悄的房间,躲在满是灰尘的床底下,我还隐约记得安布鲁斯曾说这是波比姑妈的房间,姑妈住到肯特去了,后来死在了那儿。

如今这里早已没有了她的痕迹,斯考比已指挥男仆们对房间进行了彻底的打扫,追随波比姑妈多年的尘土被一扫而空。窗户是开着的,对着外面的空地,早晨的太阳照在陈旧的地毯上面,床上已经铺上了一条不知道什么料子的新床单。梳妆室隔壁的房间里的那个铜脸盆架和大水罐还在吗?还有那把安乐椅呢?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也记不起波比姑妈了,我还没生下来她就自个儿去了肯特。哼,要让发生在姑妈身上的一切都原原本本发生在瑞秋表姐身上!

套房拱门下面的第三个房间以前是波比姑妈的寝室,里面也满是灰尘,窗户也已打开。我敢说,过了捉迷藏的年龄以后,我没进过这房间。在壁炉的上方挂着一幅安布鲁斯年轻时候的画像。我甚至都不知道还有这幅画,他也可能早忘记了。如果画是出自名家之手,肯定会被陈列在下面的家庭画像中的。放在一间不用的房间里,说明它很不起眼。这幅画是按三比四的比例画的。安布鲁斯胳膊下夹着枪,左手抓着一只松鸡,眼睛正视着我的目光,脸上带着微笑,他的头发比我记忆中的长。整个画面或者说他的面部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有一点很奇怪,非常像我。我对着镜子看看自己,又回头看看画像。唯一的区别就是他的眼睛有点斜,似乎比我的眼睛眯一些,另外他的头发也比我的深一点。那画中的年轻人和我有些像兄弟,甚至像双胞胎兄弟。突然发觉我们之间这么相像,我不由得为之精神一振。似乎安布鲁斯正在笑着对我说,我就在你身边,而那位过世的安布鲁斯似乎也离我很近。我关上门,又一次穿过那间梳妆室和蓝色的卧室,走到了楼下。

路上传来了车轮的声音,是露易丝,她坐在马车上,身旁放着一束一束的紫菀花和大丽花。

她看见我,对我喊道:“是放在起居室里的,我想斯考比见了一定会很高兴。”

斯考比恰巧穿过大厅,督促着仆人们干活。听到这话,他有些不高兴,直直地站在那儿,看着露易丝把花拿进房间,对她说:“您别自添麻烦了,露易丝小姐,我已经给塔姆林做了安排,我们已经从花园里摘了足够的鲜花。”

“那我可以插花,”露易丝说,“你的这帮伙计只会打碎花瓶,我想你有花瓶吧,还是他们已经把鲜花塞进那些果酱罐了?”

斯考比的脸上露出一副自尊受到了伤害的神色,我赶忙把露易丝推进书房,关上了门。

“我不知道,”露易丝小声问我,“你是否愿意我留下照看这儿的一切,一直待到艾什利夫人来。父亲本来要陪我过来的,但他身体依然没好,而且眼看着要下雨,我想他还是在家里更好,你什么想法?我可以留下吗?这些花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

我隐约觉得有点恼怒,她和教父干吗认为我很无能,还有可怜的老斯考比,他也会感到委屈,这三天他可像个监工似的,一刻没闲着。

“你的建议很好,”我说,“但没必要,我们自己可以安排妥帖。”

她看上去十分失望。显然,她很渴望,也很好奇要看看我的客人。我没告诉她,当客人到的时候,我自己都不想留在这幢房子里。

露易丝很挑剔地打量着房子,但没发表任何意见。不用说,她发现了很多不到之处,但她很有策略,没有开口。

“如果你愿意,可以上楼去,看看那间蓝色的房间。”为了不使她过于失望,我这么对她说。

“蓝色的房间?”露易丝说,“就是起居室上面那间朝东的房间吗?那么你没有让她住在艾什利先生的房间里?”

“没有,”我说,“我自己住进了艾什利先生的房间。”

所有的人,包括她在内,都坚持要安布鲁斯的遗孀住进他的房间,这使我更受刺激、更为恼火。

“如果你真这么想布置鲜花,去向斯考比要些花瓶,”我说着走向门边,“我外面还有一大堆事要办,今天大部分时间都不会在这里。”

她抱起鲜花,又看了我一眼。

“你很紧张。”她说。

“没有,我只是想一个人独自待一会儿。”我说。

她脸色通红,转过身去,我感到一种良心的自责,每次伤害了别人以后我都会这样自责。

“对不起,露易丝。”我拍了拍她的肩膀,“不要介意我的态度,我很高兴你能过来,还带来了鲜花。你愿意留下来我也很高兴。”

“我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你?”她问,“什么时候能听你说说艾什利夫人的情况?你知道我多想知道所有的一切,当然如果父亲稍有好转,星期天我们应该会去教堂。可明天一整天我都会在想,想知道⋯⋯”

“想知道什么?”我说,“想知道我是不是已经把瑞秋表姐扔到地里了?我会那样做的,如果她太刺激我的话。听着——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我明天下午会骑马去派林,给你描绘一幅生动的画面,你满意了吗?”

“那样太好了!”她脸上露出了笑容,然后便找斯考比要花瓶去了。

我出去了一上午,下午两点左右才回来,又渴又饿,吃了点冷肉,喝了一杯黑麦酒。露易丝已经走了,斯考比和佣人们坐在他们自己的房间吃午饭,我独自一个人站在书房里,嚼着面包和加肉的三明治。独自一个人,我想这或许是最后一段独自一人的时光了。今天晚上她就要来到,或者在这个房间里,或者在起居室。想到她的出现,她的身影出现在各个房间里,出现在我的屋子里,一种难以名状的敌意涌上心头。一位不速之客,我不想要她,我也不需要任何女人,不愿见到女子探寻的目光和手势,硬是挤进本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私人空间。整个屋子寂静无声,我是它的一部分,正如安布鲁斯过去和现在都是这幢房子的一部分,他现在可能就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来打破这种宁静。

我几乎带着一种告别的心情环顾了一下房间,然后走出屋子走进林子深处。

我估计威灵顿赶着马车回到家的时间不可能早于五点钟,便决意在外面一直待到六点。他们会在吃饭时等我,斯考比已接受吩咐,即便她饿了,也得熬到这所房子的主人回来再吃。一想到她收拾得漂漂亮亮,洋洋自得,独自坐在客厅,却没人理她,我就感到一种满足。

我在风雨中一直走着,来到那个十字路口,又向东走到我家庄园的边上,然后回过头又穿过树林向北来到了外边的农场。我在那儿闲逛一阵,和佃户们聊天,就这样打发着时间。然后穿过公园,翻过西边的那座小山,经过巴通,最后到了家。这时暮色已经降临,我自己也已全身湿透,可我一点也不在乎。

我打开大厅的门,走进房子,我希望能看到她已经到的迹象,有些箱子啦,盒子啦,旅行包和篮子什么的东西,但一切照旧,什么也没有。

书房里生了火炉,但没有人,餐厅里有给我留的一个位置,我拉了拉铃找斯考比,“怎么回事?”我问。

他流露出一种从没有过的自信,小声说:“夫人已经到了。”

“我想也该到了,”我说,“大概都快七点了吧!她带行李了吗?你把它们放到哪儿去了?”

“夫人几乎没带什么自己的东西,”他说,“箱子和盒子都是安布鲁斯先生的,都已经放到您原来的房间里了,先生。”

“哦。”我说着走到火炉边,添了根木柴。我怎么也不能让他看见我的手在颤抖。

“艾什利夫人现在在哪儿?”我问。

“夫人已到她自己的房间去了,先生,”他答道,“她似乎很累,说请你原谅她不能共进晚餐。一小时前,我给她端去了一盘食物。”听了他的话,我感到一种解脱,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点让人扫兴。

“她路上怎么样?”我反问。

“威灵顿说过了里科的路很难走,先生,”他说,“并且路上风很大,其中有匹马的一只马掌掉了,他们不得不在到洛斯威勒之前到一家铁匠铺去了一趟。”

“唔。”我背对着炉火,烘着腿。

“你湿透了,先生,”斯考比又说道,“最好能换换衣服,不然会感冒的。”

“我马上就换,”我说,然后扫了一眼房间,“狗到哪儿去了?”

“我想是跟夫人上楼去了,”他说,“至少那只老多恩去了,别的我不太清楚。”

我继续在火炉边烘着腿,斯考比仍然徘徊在门口,好像还等着我跟他说什么。

“好吧!”我说,“我洗个澡,换换衣服,去叫仆人把热水送过来,我半个小时后用餐。”

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个人坐在擦得崭新的烛台前吃了晚饭,旁边摆着插满玫瑰花的银质花瓶,斯考比站在我椅子后面,可我们谁也没说话。在这样的晚上,憋着不说话肯定让他很难受,因为我知道他非常想说说今天刚来的人。当然,他可以再忍忍,等回到管家房一吐为快。

就在我放下碗筷的时候,约翰走进房间,对斯考比低语了几句,斯考比进来低头对我说:“夫人传话,如果您愿意的话,吃完饭她想见见您。”

“谢谢你,斯考比。”

他们走了之后,我做了件不常做的事,这只有在极度疲惫之后,或者是经过一天很辛苦的射猎,或许是夏天狂风大浪的时候和安布鲁斯划完船之后才偶尔做的事。我走近壁橱倒了一杯白兰地,然后上了楼,敲响了那间小卧室的门。





8





一声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请我进去。虽然此时天色已黑,蜡烛也已经点上了,但帘子还没有拉上,她正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望着外面的花园。她背对着我,双手放在腿上,我进屋的时候她一动没动,大概以为进来的是佣人。多恩卧在火炉前,鼻子夹在两只前爪中间,旁边卧着两只小狗。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动一下,那张小桌子的抽屉没有开过,也没见乱扔的衣服,没有一点点有人来了的痕迹。

“晚上好!”在这么个小房间里,我的说话声听起来很生硬,很不自然。她转过来,立刻站起身走向我。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以至于我没有时间,没有一点点时间去回想在过去的十八个月中她在我想象中的千百个样子。那个没日没夜萦绕在我脑海中的女人,使我夜不成寐、日不成思的女人,现在就在我的身边。我的第一反应近乎是感到震惊,一种恍惚,她竟然这么弱小,几乎没我的肩膀高,一点也比不上露易丝的身高和体形。

她全身着黑,使脸色显得格外苍白。她的脖子上和手腕上都绑着丝带,头发是棕色的,分成两边,在后面低低地盘了一个髻。身材很匀称,身上唯一大的是一双眼睛,一见我,就像认识我一样猛地睁得很大,目光中流露出惊讶的神色,就像一双鹿的眼睛,慢慢地从认识变成了迷惑,又从迷惑变成了痛苦,然后又似乎像是明白了什么。我清楚看到了她神色的迅速变化,想必他和我一样,见到对方都感到非常震惊,要说我们哪一个更紧张,哪一个更不自在,还说不清。

我看着她,她望着我,一时间我们两个都没说话,当我们开口说话时,又几乎是同时。

“但愿您已经休息好了。”我生硬地说了一句。她则说:“我请你原谅。”随后又很快顺着我的话说道,“好了,菲利普。”然后走到火炉边坐在一个低矮的小凳子上,并示意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那只老猎犬多恩伸了伸腰,打了个哈欠,头枕着后腿卧在那儿。

“这是多恩,对吧?”她边说边把手放到它的鼻子上,“它是不是刚过了十四岁的生日?”

“是的,”我说,“它的生日比我的早一周。”

“你是吃早饭时在一个蛋糕盒里发现它的,”她说,“安布鲁斯当时躲在餐厅的屏风后面,看着你打开蛋糕。他告诉我说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你打开盒子,看到多恩从里面挣扎着出来时的惊奇表情。那时你十岁,是四月一日。”

她抚摸着多恩,抬起头来,向我微笑着,使我感到最不安的是我看到她眼里涌出泪水,又瞬时掩饰过去了。

“请原谅我没有下楼和你共进晚餐。”她说。

“你为我做了那么多的准备,而且一定是提早赶回了家,可我刚才太累了,没有精神陪你,会给你一个很糟糕的印象,所以我觉得你独自一个人吃饭可能会更轻松些。”

我想到自己是如何为了让她空等,在庄园里从东走到西,一时无话可说。一只小狗睡醒了,舔了舔我的手,我友好地抓了抓它的耳朵。

“斯考比说你太忙了,说有很多事要做,”她说,“我不想由于我的不期来访而使你感到有碍于事,我会照顾自己,并且会很开心的。你明天如果有事,千万别因我而更改。我只想说一句话,那就是,谢谢你,菲利普,谢谢你,能让我来,这对你来说肯定很为难。”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去拉窗帘,雨点敲打着窗台。或许我应当替她去拉窗帘,但我只是很尴尬地站了起来,想那么做,却没来得及。她已经拉上窗帘又回到了火炉边,我也就又坐了下来。

“坐车经过草场来到了房前,看到斯考比站在门边迎接我的时候,心里有种莫名的感觉。我已幻想过无数次,一切的一切都正如我所想象的那样,大厅、书房,还有墙上的画。马车到门口的时候,钟正好敲了四下,这种钟声好像也是早就熟悉的。”我一直抚弄着小狗的耳朵,没有正视她,“去年的夏天和冬天,安布鲁斯病之前,在佛罗伦萨的每个傍晚,我们都会谈起回家的事,那是他最快乐的时候,他总是会给我讲这里的花园,这里的树林,还有去海边的小路。我们一直设想沿着我来的这条路来,这也就是我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从热那亚到普利茅斯,然后威灵顿用马车接我们回来,你能这样安排真是太好了,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感动。”

我感到她真有点傻,但我说的话却是:“我担心路不太好走,斯考比告诉我说,你们不得不到一家铁匠铺去修马掌,实在过意不去。”

“那没什么,”她说,“坐在火炉旁,边和威灵顿聊天边看着他们干活,心情很好。”

她的举止已经很自然了,那种初始的紧张感——如果可以称其为紧张的话——已经没有了。我说不清楚,现在如果有谁不对劲的话,那这人一定是我。房间很小,我感到自己块头又大又笨拙,因而不知所措。我坐着的这把椅子像给爱人坐的。再没有什么能比如坐针毡更显得举止狼狈了。蜷缩在这该死的小椅子上,两只大脚很别扭地缩在椅子下面,两只长胳膊吊在两侧,这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

“威灵顿给我指了指去肯达尔先生家的路,”她说,“我一时还不知道是否应出于礼貌去拜访他们,但天色已晚,马已经走了很远的路,而我又非常自私地希望早点到这儿。”她在说“这儿”之前停顿了一下,我想大概要说“家”,然后又改了口。“安布鲁斯已经给我作了详细的描述,”她接着说,“从门厅到这屋里的每个房间,他甚至给我画了一张草图,所以,今天我深信,我可以不用别人指导就能找到哪儿是哪儿。”她稍微停顿一下又说,“你让我住在这个房间里,实在是太善解人意了,如果我们能一块儿回来的话,我们就打算住在这个套间里。安布鲁斯一直想让你住进他的房间,斯考比告诉我你已经住进了,安布鲁斯要知道一定会很高兴的。”

“希望你住得很舒适,”我说,“自从有个叫波比姑妈的人走了以后,好像再也没人在这里住过。”

“波比姑妈爱上了一个代理牧师,便离开此地到唐桥去安抚自己受伤的心,”她说,“可她的心意很坚决,为此她伤心了二十年,你没听说过这件事?”

“没有。”我答道,同时悄悄看了她一眼。她正望着火炉,想必是在想波比姑妈。她的双手握着放在腿上,我以前从没见过哪个成年人的手这么小巧,非常纤细,瘦长,就像一位大画家画的一双未画完的手。

“那后来,”我又问,“波比姑妈怎么样了?”

“终于在二十年后,遇见了另一位代理牧师,她才得以解脱。可那时她已经四十五岁了,心已经不那么脆弱,便和这第二个代理牧师结了婚。”

“她的婚姻美满吗?”

“不,”她说,“她在新婚之夜惊吓而死。”

她转过身来看着我,嘴唇轻轻动了一下,而眼神仍是那么的肃然。突然间,我仿佛看见安布鲁斯在讲这件事的样子——一定是这个样子的——蜷缩在椅子上,双肩颤抖着,她也像我现在这样望着他,强忍住不笑。我禁不住对瑞秋表姐笑了笑,她眼中掠过一丝什么,也朝我笑了笑。

“我想你是现编的吧!”我对她说,马上后悔不该笑。

“我绝对没编,”她说,“斯考比也知道这件事,你可以问他。”

我摇了摇头:“他肯定会认为这不合适,如果他知道你这么给我讲,肯定会大惊失色。我忘了问你,他给你端晚饭了吗?”

“端了,一杯汤,一只鸡翅,还有一盘烤腰子,非常可口。”

“你一定已经发现这所房子没有女佣人,没有人来照顾你,帮你收拾衣服。只有小约翰和小亚瑟给你倒洗澡水。”

“我宁可这样。女人的话太多。至于我的长裙,整个丧服期都是一样的,我只带了这件和另外一件,我的鞋也能在坚硬的地上行走。”

“如果明天还像今天这样下雨,你就不得不待在室内了,”我说,“书房里有很多书,我自己不太读书,你或许可以找到愿意看的书。”

她的嘴唇又闭紧了,很庄重地看着我。“我可以擦擦银器之类的东西,我没想到能看到这些银器,安布鲁斯过去常说由于靠海,银器慢慢地都有些发黑了。”我从她的话中已经猜出,她已经猜到了这些银器古董是从一个锁了很长时间的橱柜中取出的。在她的一双大眼睛后面,肯定带着对我的嘲笑。

我向别处望去,我已经对她笑过一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对着她笑了。

“住在别墅里的时候,”她说,“要是天热时,我们会出去坐在一个有喷泉的小院子里,安布鲁斯就会要我闭上眼睛,听水声,想象那是雨落在家里的样子。你知道,他有一大套理论,说我要是遇上英国的气候,尤其是康沃尔潮湿的气候会冻得发抖,缩成一团。他说我是温室中的植物,只适合精心栽培,无法在一般的土壤里生存,说我是大城市出生的,过于文明化。记得有一次我穿着新长裙下楼吃饭,他说我带有一种古罗马的味道。他会说,‘在家里你会被冻坏的,内衣得穿法兰绒布的,还要披条毛披肩。’我没有忘记他的忠告,这次带了披肩来。”我随即瞥了一眼,真有一条,像她的衣服一样,是黑色的,放在她身边的小凳子上。

“在英国,特别是在我们这儿,太受天气的影响,靠海,没办法。我们这里的地也不像内陆的地,不太适合耕作,这儿的土壤很贫瘠,七天有四天下雨,有太阳的时候我们多半依靠阳光。我想明天天气会变,你可以出去走走。”

“波沃镇和巴登草地、坎普教堂的四周、牛排公园、开勒牧尔和灯塔院、二十英亩园,还有西山。”她说。

我吃惊地看着她,“你知道巴通的这么多地方?”

“是的,怎么了?两年来,我逐个把这些地名记在了心里。”她说。

我无言以对,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了。片刻,我又很生硬地说了句:“女人步行去这些地方可不大容易。”

“可我的鞋很结实。”

从她裙子底下伸出来的脚穿着一双紫色的便鞋,看上去很不适合走路。

“就这双?”

“当然不是了,还有比这结实的。”

不论她自我感觉如何,我实在难以想象她在田野里走路的样子。恐怕随便哪个犁地农人的靴子都能把她整个套进去。

“你会骑马吗?”我又问她。

“不会。”

“如果有人牵着,能坐在马背上吗?”

“或许可以,但我得双手抓住马鞍,有没有那个能使人保持平衡的叫作鞍头的东西?”

她很急切地问着问题,目光很严肃,但我还是又一次肯定她的目光后藏着嘲笑,她这只是想跟我套近乎。

“我不太清楚我们是否有女士马鞍,我会问问威灵顿的。不过我在马具房好像从来没见到过。”我冷冰冰地说。

“或许波比姑妈在失去她的心上人以后常骑马,这是她唯一的消遣方式。”她说。

这一切都没用,她的声音中有什么在跳动。我如坠云雾,她又看着我在笑,这简直让人受不了。我赶紧望着别处。

“那好吧,”我说,“明天早上我吩咐人办,你看我是不是叫斯考比在壁橱找找看,另外找找波比姑妈是不是也留下骑马服了?”

“我不需要骑马服,如果你能牵着马慢慢走,我就能平稳地坐在马上。”

正在这个时候,斯考比敲了敲门,走进来。手里端着一个很大的盒子,上面放着一把银制的水壶、一把银制的茶壶和一只茶缸。这些东西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我真想知道他是从管家房的哪个迷宫里发现这些东西的。他拿这些东西来是何目的?瑞秋表姐看到我惊讶的目光。我是绝不会伤害斯考比的,可看到他一本正经地将拿进来的东西摆到桌子上,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怒火冲上了我的心头,我站起来走到窗边,假装看外面的雨。

“茶准备好了,夫人。”斯考比说。

“谢谢你,斯考比。”她很庄重地答道。

那些狗爬起来,将鼻子凑到盘子上嗅了嗅,它们和我一样感到惊奇。斯考比忙叫它们走开。

“过来,多恩,过来,三个都过来。夫人,我想最好把它们弄走,要不它们会打翻盘子的。”

“好的,斯考比。没准会把盘子打翻的。”

她的话语中又带着笑意,谢天谢地,我正好背对着她。斯考比又问:“夫人,早饭怎么办?菲利普先生八点在餐厅吃早饭。”

“我就在房间吃吧,”她说,“艾什利先生过去常说十一点钟之前的女人都不便让人看。不会太麻烦吧?”

“当然不会,夫人。”

“那就谢谢你,斯考比,晚安。”

“晚安,夫人,晚安,先生,过来,小狗们。”他打了个响指,几只狗不情愿地跟着他走了。房间里好一阵寂静,过了一会儿,她很轻柔地问:“你来点茶吗?我知道这是康沃尔人的习惯。”

我不再故作姿态了,总这样太累。我走回火炉边,坐在桌旁的小凳上。

“告诉你吧,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个托盘、这把水壶,也没见过这把茶壶。”

“我知道你还没见过,斯考比拿进来的时候,我看到了你眼里的神色,我想他以前也从未见过,这是一些埋藏的宝物,他是从地下室挖出来的。”

“吃完晚饭后真要喝茶吗?”我问。

“当然。”她说,“在上流社会,如果有女士在场,这是必然的。”

“星期天,肯达尔一家和帕斯科一家来吃饭,但我们从来不喝茶。”我说。

“或许斯考比不认为他们属于上流社会,”她说,“那我可是受宠若惊了。我愿意喝茶,你可以吃些夹黄油的面包。”

这也算一种发明,薄薄的面包片,卷得像香肠一样。“我很意外,厨房里的人竟会做这种东西。”我说着,一口吃了一块,味道不错。

“那是灵机一动想到的。”表姐说,“你可以把剩下的留作明早的早餐,黄油在融化,你最好吮一吮手指。”

她边喝茶边望着我说:“如果你想抽烟,请吧。”

我睁大眼睛直盯着她。

“在女士的闺房抽烟?你认为可以这样?星期天牧师带帕斯科夫人过来时,我们从不在客厅抽烟。”

“这不是客厅,我也不是帕斯科夫人。”她说。

我耸了耸肩,然后伸手从口袋中摸烟斗。

“斯考比会认为这有失体统,他明天早上会闻到味的。”

“我会在上床之前打开窗户,把味吹到外面的雨里去。”

“可雨会溅进来弄坏地毯,那可就比烟味更糟糕了。”

“那可以用布擦掉,你太仔细了,像个老绅士一样。”

“我还以为女士们很介意这些事。”

“那只有当她们别无他事烦忧时才会如此。”

我这么坐在波比姑妈的卧室里吸着烟,突然心里感到一阵惊悸,我可不想这么度过这个晚上,我想说几句冷冰冰的客套话,然后很唐突地告辞,使这个不速之客受到冷落,感到沮丧。

我瞥了她一眼,她已喝完茶,把茶杯和茶碟放回到托盘上。我又再一次意识到她的手窄小、白净。我想安布鲁斯是否也说这双手是生在大城市的。她的手上戴着两枚戒指,上面的宝石都质地不错,它们并没有因她身着丧服而削弱丝毫光芒,和她本人也极其相配。我很庆幸,自己手里托着烟杆,嘴里衔着烟嘴儿,这能使我感觉自然一些,而不至于像个夜游者,在梦中游荡。该有些我应当作的事,还有些我应当说的话。但此时的我坐在火炉前像个傻子,无法将自己的思绪和印象整理到一块而。拖得人筋疲力尽、焦灼不堪的这一天已经结束了,然而,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定这对我有利还是不利。要是她能够有一点点我曾经想象中的那种样子,我就知道该如何去做,可现在她就在这儿,活生生地坐在我旁边,那曾经想象过的印象都成了不可思议的东西,混杂在一起,然后又慢慢地消失在黑暗之中。

某个地方有个痛苦的生物,年事已高,脾气很坏,由律师们簇拥着;某个地方有个大号的帕斯科夫人,粗声大气,又自以为是;某个地方有个被宠坏的女孩,满头卷发,爱发脾气;某个地方有条毒蛇,静静蜷伏着,但她们都不是现在房里和我在一起的这个人。此时,愤怒也罢,憎恶也罢,都徒劳无益。至于恐慌——我怎么会惧怕一个远没有我肩膀高的人?怎么会惧怕一个除了点幽默和除了手小而别无其他特点的人呢?难道就为曾有一人为她决斗,另一个命将尽时给我写信说:“她终于对我下手了,瑞秋,我的冤家。”就像我在空中吹了个泡泡,站着看它舞动,如今它“砰”地迸裂了。

我自言自语,近乎是在这闪耀的火炉边点着头对自己肯定地说:我一定要记住,以后在雨中走上十几里路也绝不能喝白兰地,它会使我思维不清,语不达意。我是来和这个女人搏斗的,可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始。她所说的波比姑妈的马鞍是什么意思?

“菲利普,”她的声音很小,很轻,“菲利普,你快要睡着了,你是不是起来回房睡觉?”

我猛地睁开眼睛,看见她坐在那儿看着我,双手仍放在腿上。我摇摇晃晃站起来,差点打翻盘子。

“实在不好意思,大概是我蜷缩在这个椅子上,弄得有点瞌睡了,平时在书房中,我总是伸直腿脚的。”

“你今天活动量很大,对吧?”

她的话没有一点恶意,可——她到底什么意思?我皱了皱眉头,站在那儿低头望着她,决意什么话也不说了。

“如果明天早上天气好,你真的会给我找匹马,一匹又稳当又听话的马吗?那样我就可以骑着马出去看巴通田地了。”

“可以,如果你想去的话。”

“我不会打扰你的,让威灵顿带着我就是了。”

“不,我可以带你去,我没什么事可干。”

“等一下,你别忘了明天是星期天,早上你得给佣人们发工资,我们下午出去吧!”

我望着她,感到十分茫然:“我的上帝,你怎么会知道我星期天发工资?”

使我十分沮丧也很难堪的是,她眼睛放光,但有点泪光盈盈,样子很像刚才说到我十岁生日时的那样,然而她的声音听起来却比刚才生硬一些。

“如果你不知道,那你就没有我原先想的那样善解人意,你稍等一下,我有个礼物送给你。”

她开门,走进对面蓝色的卧室,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根手杖。

“给,拿着,这是你的了,别的东西你其他时候可以整理,但今晚我想亲自把这交给你。”

那是安布鲁斯的手杖,他以前经常使用依靠的东西,上面配着金手柄,杖头是象牙刻的狗头。

“谢谢你,太谢谢你了。”我很笨拙地说。

“现在你走吧,赶紧走吧!”她说。

她把我推出房间,关上了门。

我站在门外,手里拿着手杖。她甚至没给我足够的时间让我向她道声晚安。卧室里没有一丝动静,我慢慢走过过道,回到自己的房间,心里想着她给我手杖时眼里的神情。不久前,我也曾看到过一次与此同样的备受煎熬的眼神。那双眼睛也蕴含着一种冷漠与自尊,但也饱含着同样的失意,同样有着那种向人祈求的痛苦。我走回自己的房间——安布鲁斯的房间,边看着熟悉的手杖边想,那一定是因为那两双眼睛都是同样的颜色,她们属于同一个种族,否则,那个在亚诺河边上要饭的女人和我的瑞秋表姐没有共同之处。





9





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下了楼,一吃罢早饭便绕过马厩去找威灵顿,然后我们一起去马具房。

确实,在那一堆马具中,还真有五六副专配的女鞍,看来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

“艾什利夫人不会骑马,她需要有个能坐在上面并且能抓紧的东西。”我对威灵顿说。

“那我们最好让她骑所罗门。”老车夫说,“它从没有让女士骑过,但它不会把她摔下来的,这可以肯定。别的马就说不上了。”

所罗门是安布鲁斯好几年前弄回来的一匹马,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草地上悠闲地打发着时光,偶尔威灵顿会把它拉到公路上遛遛。那些女鞍挂在墙上很高的地方,他不得不把马夫找来,又拿一架小梯子,才把它们取下来。挑选马鞍着实热闹兴奋了一阵子,这副太旧了,那副又太窄了,套不到所罗门的背上,可取下第三副时,小伙子被骂了一顿,因为上面有蜘蛛网。我独自暗笑,心想不论是威灵顿还是其他人,都有二三十年没想过这些马鞍了,便告诉威灵顿,只要用皮子把它重新擦一遍就会恢复如新,说不定艾什利夫人还以为是昨天从伦敦刚买来的呢。

“不知太太什么时候动身?”他问我,我盯着他看了一下,为他的措辞感到吃惊。

“下午的某个时候吧!你可以把所罗门牵到前门,我会亲自带艾什利夫人去的。”我简单地说。

然后我回到家中的账房,查了查账本,算了算一周的账目,等着佣人们来领工钱。确实是说太太。威灵顿、斯考比他们,还有其他人都这样看她的吗?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这样认为是很自然的事。但我又想到,男人,尤其是男仆们,在女人面前是怎么轻易变成傻瓜的。昨天晚上,斯考比端茶时那种尊敬的神情,还有他给她倒茶时那种毕恭毕敬的样子。今天早上吃早点时,是小约翰在壁橱边侍奉,替我揭开早餐熏肉片的盖,说是因为“斯考比先生上楼给太太送早点去了”。现在,眼前的威灵顿正在兴奋地边擦那副旧马鞍,边回头喊另一个佣人看好所罗门。我算着账目,很高兴没有被第一次有女人在同一屋檐下过夜所触动。自从将我的保姆撵走之后,再没有别的女人来过。此时我又想起她对我的方式,当我几乎都要睡着了的时候,她那句“菲利普,回去睡觉了”,就像二十多年前保姆说的一样。

中午,佣人们都来了,还有那些在户外工作的人,在马厩里、树林里、花园里工作的人都来了,我给他们发了工资,可我注意到那位园丁头塔姆林没来,我问是怎么回事,有人告诉我说,他和“太太”在园子里什么地方。我没工夫顾及此事,给其余的人发完工钱就打发他们走了。有一种本能告诉我该在什么地方找塔姆林和我的表姐瑞秋,果然不错,他们就在那片热土地上,那儿有安布鲁斯外出旅游时带回来的山茶花、夹竹桃和一些别的小树。

我从来都不是园艺专家——一直把园子留给塔姆林照管——当我绕过拐角向他们走过去的时候,我听到她在讲怎么修剪、怎么垫土、海水的影响、施肥等等,塔姆林手里拿着帽子专心听她讲解。他的眼里露出一种和斯考比、威灵顿一样的崇敬神情。她一见到我便站起来,对我微笑着。当时她正跪在一块粗麻布上面,观察一棵小树的根部。

“我十点半就出来了,”她说,“本想征得你同意,可找不到你,然后我就很唐突地自己去找塔姆林,向他作了自我介绍。是这样吧,塔姆林?”她解释道。

“是这样的,夫人。”塔姆林说话时,眼里露出一种很不好意思的神色。

“对了,菲利普,”她继续说,“我已经把过去两年中我和安布鲁斯收集到的树木、花草都带到普利茅斯了,我没法装在马车上带来,只有随后由运输车运来了。我这儿有一张花草名称的单子,还有安布鲁斯安置它们的意见,我想向塔姆林交代一下,可以节省一点时间,因为运输车到的时候我可能已经走了。”

“没关系,你们两个在这方面比我懂得多,继续说吧。”

“我们已经说完了,对吧,塔姆林?”她说,“顺便替我谢谢塔姆林夫人那杯茶,并且告诉她,我很希望她的嗓子痛晚上能好转。桉树油是治那种病的好药,我会给她送点过来。”

“谢谢您,夫人。”塔姆林说道(我是第一次听说他夫人嗓子痛),然后看着我,胆怯地说道,“菲利普先生,今早上我学了不少东西,这我以前可从没想到会从女士那儿学来,我一向以为我熟悉自己的工作,可艾什利夫人在园艺方面知道得更多,或许在这方面她永远比我强,她使我觉得自己很无知。”

“言过其实了,塔姆林,”她说,“我只不过有一点花木方面的知识,如果要说到水果的话——我可一点都不懂怎么样种桃子。别忘了,你还没带我去花园呢,明天你得带我去。”

“随时效劳,夫人。”塔姆林答道,她向他说了声再见,我们就回屋去了。

“如果你是十点钟就出去的,现在或许需要休息一下,我叫威灵顿不要给马上鞍了。”

“休息?”她说,“谁说要休息了?整个上午我都在盼着骑马呢。看,太阳也出来了,你说过天会晴的。是你带我出去还是威灵顿到我去?”

“我带你出去,但我得提醒你,你能教塔姆林一些茶花方面的知识,可不一定能做我的事,也不会耕作。”

“我能把大麦和燕麦分开,你感到吃惊吗?”

“一点也不,况且你已无法在田野里看到它们的影踪,都已经收掉了。”我说道。

回到家,我发现斯考比已在餐厅里摆上了午餐,有肉和色拉,还有馅饼、布丁等,就像在等候我们用餐,表姐瞥了我一眼,她的表情肃然,可眼神里含着嘲笑。

“你还年轻,还在长身体,吃点会对你有好处。口袋里装块馅饼,咱们去西山的路上我会向你要的。我上楼换套适合骑马的衣服。”

我一边将冷肉塞进嘴里大嚼,一边想,至少她没等着让人侍候,也不是很挑剔,她有一种独立性,像是有点男性化。唯一感到恼火的就是我对她的态度,我尽量尖刻一些,她却善意地理解,很欣赏我的态度,我的有意讽刺反被理解为谐谑。

我刚吃完,所罗门就牵到门口了,这匹强壮的老马,被着实梳理了一番,连蹄子也被擦得明亮无比,吉普西可从来未受过这样的待遇。两只小狗在围着马蹄蹦跳。多恩无动于衷地看着它们,它奔跑的日子正如它的老朋友所罗门一样已经结束了。

我去通知斯考比,说我们要到四点多才能回来。等我再回到房子前的时候,表姐瑞秋已经下楼骑在所罗门背上了,威灵顿正在帮她调整马镫。她换了一套长裙,看上去做得比另外那件宽松得多。没有戴帽子,而是用黑色的长围巾把头发包了起来。她正和威灵顿说话,侧对着我,不知什么原因,我想起了她前一天晚上说起安布鲁斯取笑她有些古罗马的味道,我觉得现在能明白他的意思了,她的体形就像罗马硬币上面印的那种样子,线条分明,玲珑剔透。现在她把头用黑色的长围巾包起来,又使我想起了在佛罗伦萨那所教堂里看到的那些女人,有的跪在那里,有的在寂静的门廊悄悄走动。当她骑在所罗门背上的时候,你想象不出她站在地上的小模样。我一直认为这个女人很平常,除了那双手,那善变的眼睛和偶尔说话时带着的笑声,没什么不寻常之处。此时骑在马上,她看上去却是那么的不同,似乎很遥远,很缥缈,更像一个意大利人。

她听到我的脚步声便转过身来,那种她静止时展现的缥缈和外国人的神态一下子消失了,看上去又和以前一样了。

“准备好了吗?”我问,“怕不怕摔下来?”

“我已经完全把自己交给你和所罗门了。”她回答道。

“那好,咱们出发。威灵顿,我们出去转两个来小时。”然后我就牵着马和她一起去游览巴通田野风光。

前一天的风已带着雨吹到内地去了,中午时分,阳光破云而出,天空明净如洗,空气散发着一丝咸味,给旅行的人增添了一种趣味,海湾那边还传来阵阵海水拍击岩石的涛声。每年秋天,天气常常如此,带着夏日的余温,蕴含着即将来临的凉意,这种天气有一种不属于任何季节的清新。

我们的行程十分奇特。先去参观巴通农庄,比利・洛威和他妻子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去吃蛋糕和奶酪,我极力阻止,最后只得答应他们星期一早上再去,否则简直没法带所罗门和瑞秋表姐走过那里的牛棚和垃圾堆,然后穿过一道暗门,来到西山边收割过的麦地里。

巴通农场形如半岛,灯塔地呈尖形,一直通向大海,东西两侧形成两个海湾。我告诉她,庄稼已经收割,带着所罗门去哪里都行,反正不会践踏庄稼。巴通农场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牧场,要游个遍的话,就得从海边走到灯塔地,从那里往回看可以将整个农场一览无余。西边是长长的沙湾,东边是三英里长的三角湾,那幢房子——斯考比常常称作大厦的屋子——在整个巴通农庄,像是被一只大盘子托着。安布鲁斯和菲利普伯父种的树都已是郁郁葱葱,掩映着房子。向北有条新建的林荫大道绕过树林,上了斜坡,一直通到四路相交的十字路口。

想起表姐前一天晚上的那些话,我便想考考她巴通农场的一些地名,可总是难不倒她,她对一切都很熟悉,当提到各个地方的海滩、未耕地和庄园的其他农场时,她都记得一字不差。她甚至知道佃户们的名字,他们家里有多少人,斯考比的侄子住在海滩上的渔房里,他的弟弟有磨坊等,她并没有向我炫耀她了解这么多,完全是我受好奇心驱使,不断让她说的。她说起那些名字,说到那些人时,显得十分自然,而且渴望了解的心理,真令我纳闷。

“你知道我和安布鲁斯谈到了什么?”她最后对我说道,此时我们已经从灯塔山坡走到了东边的田地,“他的家庭是他的精神寄托,也是我的寄托,你难道不希望有个妻子和你一样吗?”

“我说不准会不会有妻子,”我答道,“我总觉得你整个一生都生活在欧洲,你的兴趣应当与此大有不同。”

“在遇到安布鲁斯以前是有所不同。”

“我想,园艺除外。”

“是的,园艺除外,”她附和道,“这也是一切的起因,安布鲁斯大概已经对你说过了吧。我别墅里的花园非常漂亮,可这里的——”她勒住所罗门,我手抓着缰绳站在旁边,“这里的一切才是我一直想见的,不一样。”她沉默了一会儿,眼睛望着海湾,“在别墅里,”她又接着说,“我年轻时第一次结婚——我指的不是和安布鲁斯——我的心情不太好,于是就设计花园以驱散心头的不快,我重新种了花,修筑石阶路。边向别人请教,边关起门来读书,结果十分如人意,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别人也这样对我说,我想知道你怎么想?”

我抬头看了看她,她面朝着海湾,没有意识到我在看她。她什么意思?难道教父没有在信中告诉她我曾去过别墅?

突然,一种疑虑涌上心头,我想起她前一天晚上的表现,除了刚见面时有点紧张之外,谈话时一直神态自若,为此我在用早餐时仔细推敲过,以为那一方面是出于她的社交意识,另一方面是我喝了点白兰地,相比之下显得有些笨拙而已。现在我却突然觉得有些蹊跷,她昨晚为何不问及我的佛罗伦萨之行,为什么不问我怎么获悉安布鲁斯死讯的,会不会是教父在信中隐瞒了此事而留给我向她说明?我心中暗责教父是个老混蛋、胆小鬼。可如今要我说出口时,发现我自己才是个胆小鬼。昨晚上,在我喝了酒的时候说就好了。现在呢,现在就没那么容易出口了,她或许会疑惑我为什么不早说,现在当然是个机会,是机会对她说“我曾见过桑格莱提别墅的花园,你不知道吗?”而她这时已向所罗门示意了一下,向前走去。

“我们能经过磨坊,穿过树林到另一边去吗?”她问。

我失去了机会,只好一起向家的方向走回去。穿过树林的时候,她不时地就一些树、小山的位置,别的一些景色说上几句,可我心中已经没有了下午那种轻松的感觉,不知怎么,我感觉该告诉她我去过佛罗伦萨的事,如果我不告诉她,她会从斯考比口中得知,或者星期天,教父过来吃饭时,从他口中获知。当我们离房子越来越近的时候,我的话也越来越少。

“我把你累坏了,你看我骑在马上像个女皇,而你一直步行像个苦行僧,请你原谅我,菲利普,我今天太开心了,你永远无法想象我有多么开心。”

“不,我不累,”我说,“我、我非常高兴你能够这么快乐。”无论如何,我不敢正视她那双坦然的、带有疑问的眼睛。

威灵顿等在门前,扶她下马。她上楼稍作休息,再更衣就餐。我坐在书房抽烟,绞尽脑汁地想,如何告诉她自己去过佛罗伦萨的事。最令人气愤的是教父没提这事,如果教父在信中提到过,那么就该由她聊起这个话题,我只需轻轻松松等她问就是了。事到如今,我得先主动,如果她是我一直想象的那种女人倒也罢了,可上帝啊,她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就把我的计划搅得一塌糊涂。

我洗完手,换了衣服到餐厅去就餐,随手将安布鲁斯最后给我写的两封信装在口袋里。我走进客厅,本想能看到她坐在那儿,里面却空无一人。斯考比正好经过大厅,他说:“夫人去了书房。”

现在她没有骑在所罗门背上,不再高高在上,加上包裹头发的长围巾已取掉,头发已梳得很平整,看起来比先前更弱小,更无助。在烛光的映衬下,脸色更苍白,相形之下,身上的黑色丧服更黑了。

“你不介意我坐在这儿吧?白天的时候感觉客厅特别好,可到了晚上,不知怎么,拉上窗帘,点起蜡烛,这房间似乎是最好的。况且,你和安布鲁斯以前总是一起坐在这儿。”她说。

现在或许是机会,该对她说“是的,我们别墅里可没这个”。我没有说,那几只狗闯了进来,又岔开了。晚饭后,我暗自想,晚餐后应当是个机会,我可不能再喝葡萄酒、白兰地之类的东西了。

就餐时,斯考比让她坐在我的右侧,他和约翰站在旁边侍候。她对那玫瑰花罐和烛台大加赞赏,斯考比上菜的过程中,她不时对他发表一些看法,我则十分紧张,唯恐斯考比说“夫人,这个,或者那个,是菲利普先生去意大利的时候弄的”。

我迫不及待地赶紧吃完晚饭,那样就可以剩我们两个人,尽管那也意味着要我面对难题,可总比现在好。我们坐在书房的火炉前,她拿出一些刺绣活做,我望着她灵巧的小手,深感惊奇。

“告诉我,你有什么心事,”过了一会儿她问,“不要说你没有,我清楚你没说真话,安布鲁斯曾说我有一种动物般的直觉,能察觉心事。今天晚上,我就感觉你有心事,实际上下午就有了,我说的话没让你伤感吧?”

好了,现在可以开始了,至少她给我开了个很好的头。

“你没说什么过分的话伤我,只是你随口说的一句话有点把我搞糊涂了,你能否告诉我尼克・肯达尔寄到普利茅斯的信中说了些什么吗?”

“当然可以,怎么了?”她说,“他感谢我给他写信,说你们俩已获悉安布鲁斯的死讯,说瑞纳提先生给他写了封信,并寄了死亡证明书和其他一些文件复印件,说你邀请我先到此暂住,再想以后怎么办。他还很客气地建议我离开这里以后要去派林。”

“他就说了这些?”

“是的,他的信很简单。”

“他对我曾离家出去的事只字未提?”

“没有。”

“我明白了。”我感到全身发热,她则静静地坐在那儿,继续做刺绣品。

于是我说:“教父说得不错,他和佣人们是从瑞纳提先生那里得知安布鲁斯死亡的消息的,但我不是,我是在佛罗伦萨,在你的别墅里,从你的仆人那里知道的。”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里没有眼泪,也没有先前那种暗笑的影子,她的目光长时间盯着我,寻找着什么。从她的目光中,我似乎既看到了怜悯也看到了责备。





10





“你去佛罗伦萨了?”她说,“什么时候?多久以前的事?”

“大约三周前,”我回答道,“我去了那儿,回来时经过法国,在佛罗伦萨我只待了一个晚上,八月十五的晚上。”

“八月十五日?”我听得出她的声音有些变调,搜寻的目光说明她在回忆,“我是前一天才去热那亚的呀,这是不可能的事。”

“不但可能而且确实,”我说,“的确是这么回事。”

她手中的刺绣品落在地上,眼神中再次流露出那种奇怪的、近乎忧虑的目光。

“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她埋怨道,“为什么我在这里待二十四小时了,你都对此事只字未提?昨天晚上,昨天晚上你就该告诉我的。”

“我以为你知道了,我让我的教父给你写信时提到这个。不管怎么说,事已至此,你现在总算知道了。”

有些胆怯的我希望此事能就此平息,希望她捡起绣品继续刺绣,但事情并不如我所愿。

“你去了别墅,”她仿佛在自言自语,“吉斯普一定让你进去了。他把门打开,看到你站在门口,接着,他会想⋯⋯”她突然中断了,眼中掠过一丝迷雾,目光从我身上移到炉火上。

“我要你告诉我经过,菲利普。”她求道。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里面的信。

“我曾经有好长时间没收到安布鲁斯的信,”我说,“从复活节或是降灵节起——我记不清确切的日期了,不过他的来信都存放在楼上。那时我越来越心焦,又过了好几周,我有些担心。后来,在七月份收到他的一封来信,只有一页。字很潦草,完全不像他自己写的,我把信拿给教父尼克・肯达尔看,他同意我马上去佛罗伦萨,一两天后我就去了,我要走的时候他又来了一封信,只有几句话。这两封信现在都在我口袋里,你想看吗?”

她没有马上回答,目光从炉火再次移到我身上,眼睛里透着某种逐渐逼近的压力,但既不是咄咄逼人的神情,也不是发号施令的气势,只是一种莫名的深邃,一种莫名的柔弱,仿佛她可以看出我不愿拿出来的心态,也知道其中的原因,所以鼓励我继续往下说。

“现在不想看,”她说,“以后吧。”

我不再凝视她的双眼,而是将目光下移到她的手上。她那小巧玲珑的双手紧握于胸前,一动不动。不知怎么搞的,我感到自己如果不直视她的眼睛,看着她的双手,说话会轻松很多。

“我到了佛罗伦萨,”我继续说,“乘了一辆马车去你的别墅。一个女佣开了门,我要求见安布鲁斯。她似乎有些吃惊,便去喊她丈夫出来,他来了,并且告诉我安布鲁斯已经死了,你也已离开了。他带我去看别墅,我看到了他临终的房间。就在我刚要走的时候,那位女佣人打开了一个箱子,把安布鲁斯的帽子交给我,那是唯一一件你忘了带走的东西。”

我停下不说了,继续望着她的手。她的右指在抚摸左手上的戒指。我注意到她把戒指捏得很紧。

“继续说。”她说。

“我回到佛罗伦萨市区,”我说,“那位佣人给了我瑞纳提先生的地址,我便去拜访他。他刚看到我时极为惊讶,但马上镇静下来,给我讲了安布鲁斯患病和死亡时的详细情况,并给了我一张写给守墓人的条子,如果我想去新教徒墓地可以用得上。可我没去,我询问你的下落,他说不知道。就这些,第二天我便踏上了归程。”

接下来又是沉默。她的手指松开捏着的戒指。“我能看看那些信吗?”她问道。

我从口袋中掏出信交给她,转头看炉火,我听到了她拆信时的窸窣声,接着是长时间的静默。然后听见她说:“就这两封信吗?”

“只有这两封。”我答道。

“你刚才说,复活节或降灵节后一直没来信,这两封信之前一直没信。”

“是的,一直没信。”

她一定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像我一样把那信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背下,最后把信还给了我。

“你一定非常恨我吧!”她缓缓地说。

我惊讶地抬起头来,当我们相互注视的时候,我仿佛觉得她现在知道了我有过的一切想法,她看到了这几个月来我心里所勾画的一张又一张女人的脸。否认已毫无意义,抗议也显得荒谬,屏障已被拆除。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我正一丝不挂地坐在椅子上。

“是的。”我说。

一旦说出来,就轻松多了。我暗自想到,或许这便是一个天主教徒忏悔的感觉,被洗涤净化的意义所在。负担卸了下来,内心反而觉得空寂。

“你为什么还要邀请我到这儿来?”她问道。

“为了谴责你。”我回答。

“谴责我什么?”

“我说不清,或许是谴责你让他伤心绝望,这等于谋杀,不是吗?”

“还有呢?”

“我还没想好。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你痛苦,看着你受痛苦的折磨,然后,就让你离开。”

“这未免太宽宏大量了,叫我如何担待得起。不过你已经成功了,你已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继续看着我痛苦吧,直到你满足为止。”

她看着我,眼里开始发生变化,脸色煞白,好一阵没有表情。即使我一脚把这张脸踩成粉末,那对眼睛也会依然存在,里面的泪珠永不会滚落脸颊,不会掉落。

我站起来,走到一边。

“这没用,”我说,“安布鲁斯总说我是不中用的士兵,我不会残忍地杀人,请到楼上或别的地方去,别再待在这里。我母亲在我记事以前就去世了,我从没见过女人哭。”我为她打开门,但她仍坐在火炉旁,一动也不动。

“到楼上去,瑞秋表姐。”我说。

我不知道自己说话的声音是过高呢,还是有些刺耳,正躺在地上的老多恩抬起头来看我,使我不由得注意到它那聪明的样子。它站起来伸了伸腰,张开嘴像是在打哈欠,然后又走过去将头靠在火炉旁她的脚上。她动了动,把手伸过去摸了摸它的头,我关好门又回到炉边,拿起那两封信丢进火里。

“这样做同样是没用的,”她说,“因为我俩都记住了信的内容。”

“我会忘掉的,”我说,“如果你也愿意忘掉的话,火能消除一切,什么也留不下,火灰是没什么意义的。”

“如果你年纪再大点,”她说,“如果你过的是另一种生活,如果你不是你,而是别的什么人,也没有爱他如此之深,那么我会和你谈谈这两封信的事,也可说是安布鲁斯本人的事。然而我现在不愿这么做,我宁愿让你来指责我,从长远来看,你这样做对我俩都有好处,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待到星期一之后再走,从那以后,你再用不着为我费神了。尽管有悖你的意思,但昨晚和今天我都很开心。祝福你,菲利普。”

我拨了拨火,余烬落了下去。

“我没责怪你,”我说,“事情根本没按我的想象发展,我无法憎恨一个不存在的女人。”

“可我的确存在。”

“你不是我所憎恨的那个女人,就这么简单。”

她继续抚摸多恩的头,多恩抬起头靠在她膝上。

“你大脑里这个女人的形象,是你在读信时才形成的,还是在那之前就有了?”她问道。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把想说的话一下子全抖落了出来,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深埋心底呢?

“在那之前,”我慢慢地说,“从某种意义上,我收到信后倒解脱了,这些信给了我憎恨你的理由。在那之前,我没有任何理由恨你,便感到很羞愧。”

“你为什么会感到羞愧?”

“因为我相信没有别的东西能像嫉妒一样具有自我毁灭性,没有别的情绪能像嫉妒一样可鄙。”

“你嫉妒⋯⋯”

“是的。真奇怪,现在竟可以说出口了。自从他来信告诉我他结婚时起,我就开始嫉妒。也许在那以前就有了某种潜在的情绪,只是我不太清楚。人人都很高兴,可我总是做不到。你听后肯定会觉得我的嫉妒太感情用事了,甚至有些荒唐可笑,或许我就一直是这个样子,像个宠坏了的孩子,问题是除了安布鲁斯之外,我再不认识其他人,也没爱过其他人。”

我在尽情抒发自己的思想,全然不顾她怎么看待我。我只想把以前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事全都说出来。

“这难道不也是他所面对的问题吗?”她反问道。

“此话怎讲?”

她的手从多恩的头上拿开,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托着下巴,双目注视着炉火。

“你才二十四岁,菲利普,”她说,“你人生的路才开始,会有很美好的前程。毫无疑问你会娶个你所钟爱的妻子,还会有子女,你对安布鲁斯的爱将永不磨灭,但此爱定会终有所属,是一种儿子对父亲般的爱。然后对他来说,就不一样了,他婚结得太晚了。”

我单膝跪在火炉前点燃了烟斗。我没请求她的许可,我知道她不会介意。

“为什么太晚了?”我问道。

“他两年前去佛罗伦萨时是四十三岁。”她说,“我那时是第一次见到他。你熟悉他的容貌,他的言语,他的风度,他的笑容。从婴儿时起,这一切便成了你生命的构成部分,但你不会明白,他在一个生活并不幸福却对男人有不同看法的女人身上产生的效应。”

我没有表态,但我明白了她的意思。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注意到我,但他确实注意到了我,”她说,“有些事永远无法说得清,但往往确确实实发生了。为什么这个男子会爱上那个女子?我们血液中哪一种奇特的化合物使得我们相互吸引,谁能说清楚?对我这样一个孤独、焦虑、经历过太多感情挫折的幸存者来说,他无疑是一位救世主,或是一个祈祷者所获得的恩赐。他身体强壮,柔情似水,又绝不自高自大,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人,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我知道他对我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对他⋯⋯”

她突然住了口,眉头紧皱,凝望着炉火,手指又一次抚弄戴在左手上的戒指。

“他就像一个从睡梦中惊醒之后一下子发现了整个世界的人,”她说,“他发现了世界上所有的美丽以及不幸,如饥似渴。所有他以前不曾想过、不曾知道的事物都在他眼前展现,并放大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碰巧,或者说命里注定——随你怎么认为,正好是我。瑞纳提——他所憎恶的人,大概和你一样反感的人——曾对我说安布鲁斯结识我正如有些人结识某种宗教一样。他以同样的方式深陷其中。可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可以走进修道院整天在祭坛上面对圣母玛利亚祷告,不管怎么样,圣母是泥做的,不会因人的祷告而有任何变化。女人可不是这样,菲利普,她们的心情每日每夜,有时甚至每时每刻都有变化,正如男人们一样。总之我们是人,这是我们的弱点。”

我不能明白她想通过宗教说明什么。我只能想到圣布拉泽的老伊萨,成为卫理公会信徒后光着头穿街走巷到处传教。他信仰上帝耶和华,说在上帝眼里他和我们所有人都是痛苦的罪人,所以我们必须去叩响新耶路撒冷的大门。不知道这些事怎么会和安布鲁斯联系在一起。当然,天主教徒就不一样了。她肯定是说安布鲁斯把她看成“十戒”中的偶像了。你用不着对他们鞠躬,也用不着朝拜。

“你是说,他对你期望很高,在某种程度上把你当作偶像崇拜吗?”我问道。

“不是的。”她回答,“我经历过如此艰辛的一生,倒真希望自己成为一座神像,神像上的光环是个好东西,只要你不时将它取下来,偶尔做做人。”

“然后呢?”

她突然显得很疲惫,叹息着,双手垂向两侧,后仰在椅子里,头靠在垫子上,双目紧闭。

“寻求宗教并不总能使人得到长进。”她说,“安布鲁斯醒来后发现了世界,但他并没有自救,他的性格变了。”

她的声音听上去很疲乏,平淡得有些奇怪。也许如果说我刚才想在忏悔室里忏悔过,那么她的腔调也像是在忏悔室讲话。她躺在靠椅里,双手摁住两只眼睛。

“变了?”我惊讶地问,“他性格怎么会变?”

我感到内心有种奇怪的惊吓,就像一个孩子突然听到死亡、邪恶或是残暴之类的事时所产生的惊吓一样。

“医生们后来告诉我说,那是他的病造成的,”她回答,“所以才无法自控。他生命中潜伏的一些东西最终以痛苦和恐惧的方式展现了出来,但我永远无法肯定他们说的话,不敢认定一切就非得这样发生。是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引发出了他潜在的因素,发现我只会使他获得片刻狂喜,他马上就会感到失望泄气。你憎恨我是对的,如果他没去意大利,这会儿肯定还和你生活在一起,绝不会死的。”

我深感羞愧,局促不安,不知道怎么说才对。“在这里他同样会生病的,”我仿佛是在安慰她,“那样的话,承受压力的人就是我,而不是你了。”

她的手从脸上放下来,静静地看着我,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他那么爱你,”她说,“仿佛你是他儿子,他为你感到自豪,总是说我的菲利普会这么做,我的孩子会那么做。噢!菲利普,如果这一年半以来你一直在嫉妒我,我想我们现在该扯平了,上帝可以作证,如果没有你的存在,我会好很多。”

我回头看着她,也慢慢笑了。

“你也在脑子里想象我的样子吗?”我问她。

“我从没停止过,”她答道,“那个宠坏了的孩子,我总是这样想,一直写信给他,而他只给我读信的大概内容,从不给我看。那是个十全十美丝毫没有缺点的孩子;那个孩子能理解他,我却不行;那个孩子占去了他心中四分之三的最佳位置,而我仅占了四分之一,且不是好位置。啊,菲利普⋯⋯”她停止不说了,再次对我微笑。“天啊,”她继续说,“你说到了嫉妒,男人的嫉妒就像孩子的一样,是短暂而滑稽的,没什么深度,而女人的嫉妒则完全是成熟型的,迥然不同。”她把垫子从头后面抽出来拍了拍,又整了整长裙,然后从椅子上坐直身子,“我觉得今晚对你说得够多了。”她弯下身去,拾起了掉在地上的那块刺绣品。

“我不累,”我说,“时间长点,再长点都没关系,我可以不说话只听你讲。”

“我们还有明天一天时间。”她说。

“为什么只有明天一天时间?”

“因为我星期一要走。我来这里只是度个周末,你教父,尼克・肯达尔已邀请我去派林。”

她这么快换地方,我觉得荒谬且无意义。

“你没必要急着去那儿,”我说,“你才刚到这里,有足够的时间去参观派林,这里你才看了一半,我不知道那些佣人和其他当地人会怎么想,他们可能会很气恼。”

“是吗?”她问道。

“此外,”我说,“普利茅斯来的运输马车把所有的花木与插枝送到这里,你还得和塔姆林安排此事。另外还有一些安布鲁斯的东西要整理。”

“我想你一个人完全可以处理这些事。”

“本来可以两人一起办的事,为何要留给我一个人处理?”

我站起身伸了伸胳膊,然后又踢了一脚趴在地上的多恩。“起来。”我喊道,“别打鼾了,和你的同伴一块儿回到狗舍去吧。”它动了动,发出呼呼的叫声。“懒家伙。”我又说了一句,瞥了她一眼,她正用一种奇异的目光看我,仿佛在透过我,看我身后的另一个人。

“有事吗?”我问道。

“没什么,”她回答,“什么也没有。菲利普,你能帮我找支蜡烛吗?好让我回房睡觉。”

“好的,”我说,“随后我再把多恩带到它的狗舍去。”

蜡烛就在门旁的桌子上,她拿了一支,我帮她点燃。大厅里很暗,但是在上面的楼梯转弯处,斯考比留了一盏灯照亮过道。

“这就行了,”她说,“我可以自己走了。”

她在一阶楼梯上伫立了一会儿。她的脸隐在阴影中,一只手握着蜡烛,另一只手撩着衣服。

“你不再恨我了吗?”她问我。

“是的,”我回答,“我说过我恨的不是你,而是另一个女人。”

“你能肯定的确是另一个女人吗?”

“十分肯定。”

“那么晚安,祝你好梦。”

她转身要走,我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拽了回来。

“等一下,现在轮到我问你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菲利普?”

“你还在嫉妒我吗,还是你原本嫉妒的就是别人,根本不是我?”

她笑着把手伸给我,因为她站得比我高,看上去仿佛有一种我以前从未发现的优雅。她的眼睛在摇曳的烛光里显得格外大。

“你是说那个讨厌的孩子吗?那个骄横呆板的孩子吗?”她说,“昨天你一走进波比姑妈的闺房,他就消失了。”

她突然弯下身,吻了吻我的脸颊。

“这对你来说是第一次吧,”她说,“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认为不是我在吻你,而是别的女人。”

她离开我走上楼梯,墙上映出了她的身影,暗淡而模糊。





11





星期天一直都有严格的日程安排。早餐迟一些,九点钟才用。十点过一刻,马车会来接我和安布鲁斯到教堂去。佣人们则坐一辆小型运货马车尾随其后。礼拜结束后,佣人们回去吃正餐,时间也有些晚,约下午一点钟。然后下午四点钟,我们自己吃正餐,一同用餐的有牧师和帕斯科夫人,或许还会有他们一两个尚未出嫁的姑娘。此外,我的教父和露易丝往往也在场。自从安布鲁斯出国后,我就没乘过马车,而是骑吉普西到教堂去。我想是这种做法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但不知究竟为何。

这个星期天,为了表示我对客人的尊重,我像以前那样命人叫了马车。瑞秋表姐在斯考比给她端上早餐时,由他协助做好了一切准备,十点钟准时来到大厅。自前一天晚上起,我就有一种畅快感。我边看着她边想,以后一定要告诉她我心里高兴的事。再没有什么能阻拦我,不再有忧虑,不再有反感,甚至都不必拘泥于礼节。

我先祝她有个愉快的上午,然后对她说:“先提醒一句,教堂里所有的眼睛都会盯着你,甚至那些经常找借口睡懒觉的落后分子今天也会到场,他们会站在走廊里,也许还会踮起脚尖。”

“你吓唬我,”她说,“我干脆不去了。”

“那将有失体面,”我说,“你我都会不可原谅。”

她表情严肃地看着我。

“我不太清楚到教堂后该干什么,我生来就是个天主教徒。”

“别乱说,”我告诉她,“我怎么做,你也怎么做,就不会出错。”

马车停在了门前。威灵顿戴着挺括的帽子,打着很整齐的领结。旁边站着的马夫一本正经,俨然像只凸胸鸭。斯考比身着礼拜服装,领巾十分整洁,庄严地站在门口。这是一生中重要的时刻,千载难逢的时刻,历史性的时刻。

我扶着瑞秋表姐上了车,然后坐在她身旁。她肩上披着一块黑色的斗篷,帽檐垂下的面纱遮住了脸。

“人们非常想看你的脸。”我对她说。

“那就让他们想去吧。”她回答。

“你不明白,”我说,“他们以前从未经历过这种事,近三十年来从没有过。我想那些年纪大的人还记得我姑姑和我母亲,但对那些年轻人来说,他们从未见过艾什利家的夫人到过教堂。此外,你还得填补他们的无知,他们会议论,说你来自于所谓奇异的怪地方。他们可能觉得意大利人是黑色人种。”

“请你安静点好吗?”她悄声说,“威灵顿尽管坐在上面驾车,但我可以肯定,他能听见你说的话。”

“我无法安静。”我说,“这事十分重要。我可以想象谣言将如何传播,所有公民回去吃饭时都会一边摇头一边说,艾什利夫人是个黑妞。”

“我在教堂里下跪时会揭起面纱的,但在此前不行。”她说,“到那时他们想看就可以看了,但是按道理他们是不会看到的。他们的目光会集中在祈祷书上。”

“教堂长椅周围绕着一圈长台,上面挂着帷幕,”我告诉她,“一旦跪倒就没人能看见你。只要你愿意,甚至都可以玩弹珠。我小的时候常这么干。”

“你小时候,”她说,“不用说了,我知道得很清楚,在你三岁的时候安布鲁斯是如何解雇你的保姆的,后来他又是如何脱下你的裙子给你换上裤子的,还有你学习字母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你在教堂里玩弹珠,这我丝毫不感到意外,我惊奇的是你竟然没出大乱子。”

“出过一次,”我说,“我在口袋里装了几只小白鼠,不知怎么搞的,它们跑到座椅底下去了,还爬上后排一位老妇人的裙子,她因此而精神失常,不得不被带离教堂。”

“安布鲁斯没有因此而打你吗?”

“噢,没有。是他让耗子满地乱跑的。”

瑞秋表姐指了指威灵顿的后背,他的肩膀挺得很直,耳朵红红的。

“你今天得乖点,否则我会走出教堂。”她对我说。

“那样人人都会以为你也精神失常了。”我说,“我的教父和露易丝都会跑过来帮你,啊,该死⋯⋯”我突然中断,惊恐地拍了下膝盖。

“怎么了?”

“我刚想起来,我答应过露易丝昨天去派林看她的。我把这事忘了,她可能一下午都在等我。”

“你真缺乏骑士风度,不像绅士。”瑞秋表姐说,“我希望她能好好冷落你一回。”

“说真话,这应该怪你。我会说是你要求我带你去逛巴通的。”

“如果我知道你要到别处去,就不会要求你了,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因为我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如果我是露易丝,”她说,“我会从坏的方面去想。对妇女来说,再没有比你这样的借口更拙劣的了。”

“露易丝不能算作妇女,”我说,“她比我还小呢。我从她穿裙子到处乱跑的时候就认识她了。”

“这无济于事。她仍然会这么考虑。”

“她不会计较此事,就餐时她会坐在我旁边,我会告诉她,她布置的花真好看。”

“什么花?”

“房间里的话,你闺房里的花,还有卧室的花。她特意驾车过来布置的。”

“她考虑得真周到。”

“她不放心让斯考比布置。”

“真是无可挑剔。她把花布置得色调柔和,品味高雅。我最喜欢闺房里壁炉上的那盆和窗户旁的秋季藏红花。”

“壁炉台上和窗户旁各有一盆吗?”我说,“我没有注意到。不过我会照样恭维她的,希望她别让我详细描述。”

我笑着看她,她那双眼睛也在面纱后面微笑看着我,但她却摇着头。

我们下了一座陡峭的小山,又转过了一段小道,终于来到村里的教堂。如我所料,围栏旁汇聚了好多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我都认识,但也有一些出于好奇而来的陌生面孔。当马车到了门口我们下车时,人群有些紧张。我摘掉帽子,把胳膊伸向瑞秋表姐。我见过教父和露易丝这么做过很多次。我们在人群的注视下走向教堂门口。我还以为自己会像个傻子,完全失去自我,但结果却恰恰相反。我信心十足,十分骄傲,而且异常兴奋。我目不斜视直朝前走,我们走过时,男士们脱帽致意,女士们则行屈膝礼。我记不